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的百年探索

一百多年前，“东亚病夫”的蔑称使有血性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无法磨灭的激愤感，这种激愤感既是对旧时代带给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这一耻辱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外国列强套牵在中国人身上的这一贬诬的激烈抵触。自此，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祛除“东亚病夫”带给近代国人耻辱辛酸的“病根”，展开了形形色色“祛病”之路的探索。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保种救国”出发，开始肯定体育的社会效能，提倡尚武之风，反对社会流行的“文弱”风气，提出“尚武强国”的思想（邓河，1999）。这一思想逐渐被进步人士和革命派人士所接受，并且演变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探索强国梦想和复兴之路的重要命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此，中国的革命事业拉开了新的帷幕，中国的革命面貌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将激励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作为重要任务，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真正能够实现“强种强国”的道路。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体育作为推进“强种强国”之路的重要手段，被大力提倡和发展起来。“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拼搏奋进，砥砺前行，使体育强国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强劲动力。在全面学习百年党史的同时，系统探讨党领导的体育强国事业的主题脉络，释读其内容组构，总结其历史经验，探索其实践路向，对于展示体育事业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进程中的行动、作用和力量，突出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时代命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主题脉络考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强国主题和路向探索所经历的百年历程，不仅展示了体育能够承载国家强盛的重任，而且诠释了体育能够实现民族振兴的精神内核。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体育这一主题，完整探索了体育救国、体育强体、体育兴国、体育大国至体育强国的内涵与要义，使体育强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将体育强国探索和激励鼓舞亿万国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强大内生动力联系起来。

1.1  发起体育救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内涵萌生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提振国民的健康水平和保障国民的健康条件与体育权利作为奋斗目标之一（王猛等，2021）。早期共产党人基于体育与国家危难之间的联系，开始探讨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对体育救国这一主题发出了共产党人的时代重音，重塑了体育的时代内涵。随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确立，早期共产党人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认识，开始尝试用科学理论与观点来研究和倡导体育。毛泽东在审视中国面临的危难和民众面临的疾苦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了体育对国家、国民和教育的重要影响。《体育之研究》虽然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但它透视出的毛泽东同志对体育救国主题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对建党后我国体育理论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百年的影响力。毛泽东指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3）基于此，他指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养生”，而且还在于“救国强民”。《体育之研究》对于“体育救国”的认识，建立在较全面的理论阐释和近代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基础之上，有破有立，见解深刻，影响深远。恽代英在《学校体育之研究》中，针对当时中国学生体质和学校体育的现状，猛烈抨击了学校体育的问题和兵操式体育的弊病，指出了学生体质和学校体育如果不能改进，则会危及中国未来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命运（刘辉，2015），他狠狠地驳斥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领域中的守旧逆流，对维护学校体育的本真意涵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独秀注重通过体育塑造国民“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的品性。他认为，体育一门在中国教育中从来没人提倡，射和御虽然是古老的中国体育项目，但却没人进行专门的说明和推展，导致“全国人斯文秀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民孱弱的一个原因”（任建树，2016）。因此，他大声疾呼在国难当头之际，国人要学些“武备”，增强民族体质，奋发图强，不仅要“强国保种”，而且要勇于“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邓中夏非常关心青年人的体育和健康，认为革命的劳苦青年需要有体育的权利，以增强体魄，更好地参加革命工作和完成革命任务。萧楚女提出要改造一个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通过锻炼身心，使他们的身体和心力至坚极强，以便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汪智，2000）。杨贤江主张把从事体育锻炼、强健身体提升到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应尽义务的高度，重视体育对爱国精神和团体精神的培养，以便个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国家救亡和社会改造中去（黄永刚等，2015）。体育救国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于所处时代图存求新主题所发起的回应，他们将体育事业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所限，中国共产党尚未就体育形成专门的纲领和政策，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体育救国主题却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不仅集中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体育认识的内涵品性与价值要义，而且为后期体育强国主题的提出奠定了稳固的历史基础。

1.2  追求体育强体：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根基夯实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党不仅领导广大军民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加紧生产和改善生活，而且还大力号召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增进军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为进行革命战争和开展阶级斗争做好准备。“练好身体、争取胜利”“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锻炼工农阶级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汪智，2000）等口号，成为体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基调。追求体育强体，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党领导广大军民对革命胜利的追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养成中。在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红色体育，在当时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较差、能够组织起来的竞赛项目不多的艰难条件下，苏区军民紧密配合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服务的目标，组织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使体育成为广大军民强身健体、迎接战斗和活跃部队氛围的重要手段。据1933年的统计，在中央苏区的2932个乡中，就有1917个体育俱乐部，经常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机关干部有近10万人（崔乐泉，2008）。1931—1934年，中央苏区组织开展重要体育比赛达20余次（冯文彬，1950）。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使军事学员的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培训革命干部的苏区各级学校为广泛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创造条件，如苏维埃大学不仅重点开展了篮球、排球和足球活动，而且还广泛开展乒乓球、单杠、双杠、赛跑等体育活动（马振东，2010），旨在增强学员身体素质，为更好地参加革命事业服务。

长征时期，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红军干部战士也不乏体育锻炼的热情。红军部队每到达一个驻地，总会安排文娱体育活动，遇到时间较长的休整期，爬山、赛跑、跳高、跳远、体操、游泳等体育活动更是开展得十分活跃。在红四方面军举行的“五一全军运动大会”上，朱德同志倡议成立“红场委员会”，专门负责推进红军体育运动和筹办运动会（孔繁敏等，1999）。在长征途中，红军部队还积极推动基层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掀起了军民共同参与锻炼的热潮。党在长征时期的体育工作，促进了广大红军战士从思想、意志、军事和生活等方面接受严酷战争环境的检阅和考验，对于提升和凝聚部队战斗力，强化干部战士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意义重大。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党倡导“为服务革命战争和团结民众一致抗日”，并领导根据地和边区军民开展体育活动，提升广大军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活动非常具有代表性：创办于1936年的抗日军政大学，几乎每年都会举办运动会，而且它的基层单位也都组建了相应的篮球队和排球队；1940年，延安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史进等，2016）；1942年1月，朱德、洛甫、邓发等人在延安军人俱乐部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孔繁敏等，1999）；1942年9月1日，由朱德、贺龙等16位同志发起的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共有1380名男女运动员参加，涉及20多个比赛项目（史进等，2016），成为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运动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为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做好解放全中国的准备，人民解放军继续开展练兵运动。这一时期的体育运动，不仅延续着人民军队军事体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运动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提高，使体育运动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得到了延伸，为增强军民体质、保障参军参战和保证各项作战及生产任务的完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嵌存于革命战争中的体育强体的主题，展示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军民开展体育运动的实际行动能力和乐观精神，为党领导的新中国强国事业的建设和推进奠定了体育领域的坚实基础。

1.3  倡导体育兴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能量聚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事业继续继承与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在学习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优秀体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体育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体育为人民服务”号召的提出，使党领导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了新指向，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27日，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苏肖晴，1999）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2届代表大会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1月16日，贺龙同志在《体育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体育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工作始终把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和健康作为主要目的，并且尝试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即使在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期，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新中国培养的运动员已经开始打破世界纪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优异成绩。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体育事业顺势而起，在对标体育兴国的要求和标准、为民谋福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之路。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持续向前推进，尤其是朝向体育振兴国家的方向不断前行。寻求尽快与世界接轨和进入国际体育核心领域，成为体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体育事业发展的脉络开始变得更加清晰，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军事体育、学校体育开始尝试全面振兴，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53—1956年，举办了市级以上的运动会6000多次，其中全国性的竞赛达75次，共打破全国纪录1300次（《体育史》教材编写组，2000），陈镜开更是在1954年以133kg的最轻量级挺举成绩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夏莉娜，2010）。国内竞技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体育全面振兴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从1952年开始至1956年底，陆续加入了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田径联合会等14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汪智，2000）。尤其是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定，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全面振兴体育事业的进程中，由于受到美苏反华势力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聚合能量，逐渐摸索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体育兴国之路，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3项世界冠军和4个项目的亚军（国家体育总局，2000）。1965年，全国共刷新189项世界纪录，共有66人41次打破28项世界纪录（汪智，2000）。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走势。在“文革”期间，这种新的走势受到了巨大冲击，体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但在党的领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不懈，使这一时期的体育工作能够在挫折中实现一定范围的发展，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外交等领域，表现出了波浪状和阶段性的发展特色与形态。

1.4  迈入体育大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战略布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思路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和体育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以其丰富的内涵和自身改革成绩，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下，“举国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发挥了它在竞技体育中的优势和潜力，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世界体坛的迅速崛起开辟了一条简捷实用的通路。1983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20世纪末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1985年8月，在全国体育战略研讨会上，确立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汪智，2000）。但在当时，由于过分强调运动竞技水平在世界“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被过于放大，直到20世纪末，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认识逐渐回归到合理的范围内，我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国际体育地位开始确立，体育与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协调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在发展顺序上也逐渐互补与协调。人们开始围绕体育的多种功能进行科学和深入的探析，对“体育强国”的内涵拓展与建设进程进行了新的探讨。

进入21世纪，“以人文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为我国体育强国探索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体育意识、休闲时间、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与投入程度等，都成为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因素，助推我国体育事业开启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充满自我发展生机与活力的体育机制及其重视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已经构建起来，通过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文化、体育外交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新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事业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与时俱进的系统改革，形成了适合我国、面向世界和充满活力的体育事业全面发展主题。在推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更是基于战略定位的高度，赋予了体育强国建设新的内涵和要义。在“体育强国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这一认识的引领下，我国将体育强国建设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布局中去谋划，推动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方式朝向高质量方向转型，使体育强国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支撑力量。

1.5  建成体育强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终极目标

体育是促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使国民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体育强国建设更加需要人民健康作为基础和保障。国民身心健康，教育面貌良好，则构成了国家重要的高质量人力资源，能够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张剑威等，2021）。中国共产党将体育强国建设与国家综合国力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联系起来，不仅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展示出的有力影响，而且致力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使体育强国建设能够与国民的健康生活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追求全国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国家的建设者能够带着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步入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进而打造出充满生机活力且和谐有序的体育强国建设局面。

体育强国的重要建设指标便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健身不仅是《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核心内容，而且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它有效延伸了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融入人民健康生活的创新方式与智慧（新华社，2016）。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全民健身不仅承担着塑造国民健康体魄的使命，而且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和保障人民群众体育权利的重任。在推动全民健身大众化、生活化的同时，全民浓厚的健康意识和健身氛围正在形成，体育具备的“治未病”的功能已经通过全民健身运动体现出来，并且得到了广大全民健身群体的认可。在党的领导下，不同社会群体健康干预计划的开发与研制积极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与体育强国建设互助互推，二者均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对接策略和要求。“大体育+大健康+大卫生”服务于“大群体”的局面正在形成，“体医融合”“体养融合”成为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热点词汇。一系列能够直接考核、衡量和操作的全民健身与健康服务标准陆续制定出来，通过体育手段干预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已经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议题，体育已成为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强劲动力。

2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内容组构解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领导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和前行，在探索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的跋涉和百折不回的追求，把体育事业融入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组构起了全面振兴中华体育事业的体育强国内容与逻辑。

2.1  从“东亚病夫”至摘金夺银，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不断创造人类运动史上的新辉煌

“东亚病夫”一词，是近代史上外国人蔑视中国国力孱弱和国民体质羸弱、精神麻木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面对这顶扣在中国人头顶上的耻辱之帽，发出了用体育改造国民柔弱之风的呼声，开始带领中华民族步入了摆脱体育发展落后的翻身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竞技运动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开始积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崭新形象。1949年，党领导的新中国派出中国学生篮球队参加第1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熊晓正等，1995）；1950年，我国接待苏联男子篮球队访华（汪智，2000）；1952年，我国派出40人组成的奥运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熊晓正等，1995）；1953年，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了100m仰泳冠军，为新中国夺得了重大国际比赛的第一枚金牌（汪智，2000）。1951—1956年，我国陆续组建了篮球、田径、乒乓球、游泳、羽毛球、体操、排球等国家级运动队，并开始参照国际标准建立竞赛制度和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从1956年开始，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并且继续推动群众体育和军事体育的蓬勃开展。在党的领导下，一系列高水平的运动队和运动赛事开始在国内涌现，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1952年，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体育事业开始朝向更宏伟的目标奋进。面向世界冲击更高水平的运动成绩成为中国运动队和运动员们的奋斗灯塔。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225人的奥运代表团，创中国参奥史纪录。在这届奥运会上，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中首先折桂，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终，中国代表团以15枚金牌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4位，显示出新兴体育强国蓄积的实力和能量，一举将“东亚病夫”的百年耻辱洗刷干净。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迈上了高速发展的新通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和即将召开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更是作为由中国举办的标志性国际竞技体育赛事被（将被）载入史册。由中国运动员刷新和创造的世界纪录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运动员的单兵作战能力与集团攻坚优势取得了世界的公认和赞许。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实现新的突破，为全球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出了典型的中国力量。

2.2  从祛除病根至全民健身，中国大众体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对国民身体健康予以特别关注，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解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大众体育事业向来没有停下脚步。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苏区，还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甚至是行军途中，群众体育活动仍然以多样的形式开展，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而且为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储备了优质的经验和优秀的干部。

20世纪50年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随着一系列群众体育政策及其推进措施的发布和执行，中华民族祛除“东亚病夫”病根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954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农村、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中，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群众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活动，至1956年底，全国建立起25100个基层体育协会，发展会员168万多人（熊晓正等，1995）。改革开放后，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党中央继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朝着横向联合和开放型的方向发展，逐步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有基层体育组织99142个，其中体育协会45491个，专职体育干部2.4万人（汪智，2000）。从1990年起，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在全国推行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熊晓正等，1995），将农村基层的全民健身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进入21世纪，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的身体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总结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行经验的基础上，2009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同年，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全民健身日”，全国（除港澳台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配套措施跟进。2010年，我国经常参加健身活动的群众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0％，基层体育组织和体育俱乐部的数量明显增加，为民众提供了便捷多样的健身服务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布局+社会支持”的全民健身格局，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60万人（中新网，2021）。在城市与乡村，“15分钟健身圈”和全民健身工程朝着全覆盖的目标发展。全社会支持体育、参与体育、乐于体育的良好全民健身氛围正在形成，中国大众体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历史征程。

2.3  从散落衰败至繁荣兴盛，中国体育文化事业以独特的风格走向世界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探索和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中国大地上自古流传的体育文化，随着不断出现的社会变革，也逐渐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随着日益增多的西方教会文化的传入，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开始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学”的不断兴起，为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有多元体育文化的介入和影响，但近代中国体育文化散落衰败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近代体育文化有了新的觉醒。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新体育开始萌生，给中国体育面貌的改变注入了新的元素，为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体育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从强国的视角整体审视了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基础、体育与人民、运动技能与身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体育观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体育的社会职能和文化功能，在以体育为文化繁荣和社会服务的指向上，解决了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问题（赵富学，202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文化事业的形式与内涵不断被丰富和推展，关于体育文化的深层次的追寻和探讨有了新的态势和走向。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体育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文化金融扶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文化传媒和文化贸易等方式，全方位强化体育文化在文化事业发展格局中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张守冬等，2021），在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健康活力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符号的中国体育文化模式。随着体育文化研究和探索的兴盛繁荣，在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的基础上，我们应通过不断发掘、继承和传递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兼顾借鉴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模式，使中国体育文化在凸显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体育文化潮流，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走向世界。

2.4  从起步较晚至突飞猛进，中国体育产业实现了领域规模与效益质量的双重突破

体育的娱乐性、休闲性和观赏性等多种社会功能使它具备了一定的交换价值，特别是当体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时，体育的产业化就形成了一种趋势（田文波，2021）。在体育事业呈现出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态势下，体育产业的数量质量和规模效益已经成为衡量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白宇飞等，2021）。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事业走过的百年历程来看，体育产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业态形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优异的发展成绩。20世纪80年代初，体育领域开始出现“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尝试，并逐渐涉足场馆出租、土地转让、兴办公司、接受赞助等有形资产的经营与创收活动，研究领域也开始对体育产业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末，体育界开始参照国外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模式，对我国体育的市场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初步理论与实践形态。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将体育定界为第三产业并提出体育产业化的具体目标，使我国体育的产业化之路有了现实的基础和依据，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开始分为以体育为主体的产业类、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类、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经营活动产业类3种类型，并且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体育产业体系和模式。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年）》，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化体系做了顶层设计和任务安排，至此，我国体育开始朝“以体为本、全面推进”的产业化方向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三票（门票、彩票、股票）”“三会（博览会、基金会、体育协会）”“三开（开放、开发、开拓）”的体育产业化运行机制逐渐成熟，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规范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开始形成。

进入21世纪，党的体育产业发展布局更加明晰，在梳理清楚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和堵点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不断优化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方式，拓展体育健身休闲业的涉及领域，延展体育场馆服务业的覆盖面，推进体育培训业和体育用品业的创新力度，使这五大体育产业领域持续对接新世纪体育市场体系的特征和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和实施，更加凸显出体育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的地位。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在继续培育体育消费产业的基础上，我国将体育产业的升级发展、多层次体育产业市场资本的开发、集聚式体育产业空间的拓展，作为提升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新能级的主要策略，体育产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变革与推进效果更加显现。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体育旅游产业、“互联网+”体育产业等业态形式不断扩展。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9483亿元，增加值为11248亿元（新华网，2020）。随着一系列体育产业政策的精准发力，体育产业作为民生产业和绿色产业的理念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其领域规模和质量效益进一步显现，成为助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新型力量。

2.5  从除冰破局至全面融入，体育外交事业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和感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走过的百年历程中，体育作为重要的外交元素经常出现在外交场域中。从革命战争时期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对革命根据地的访问记录中，可以看出体育是经常交流的话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就曾专门和苏区列宁小学的负责人就学生的军事体育比赛进行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等国的经验，我国开始与国际体育组织进行积极接触，并在1953年派团参加了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后来虽然由于诸多原因使我国体育对外交流步履艰难，但我国仍然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有体育领域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着名的“乒乓外交”之后，开始除冰破局逐步实现正常化。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同时，我国也积极重返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与此同时，我国与邦交友好国家的体育交流也逐步深入：1973年，我国举办并参加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4年，我国派团参加了第7届亚运会和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1975年，中国象棋协会成为国际象棋联合会会员（汪智，200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通过体育的手段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和感情的过程中，中国体育展示了其在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形象。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体坛取得的一系列骄人成绩，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了国家与民族的声誉和地位，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国人的凝聚力，加快了体育强国建设的进程。

步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方式更加灵活与务实。党的体育外交路线和策略能够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如“奥运模式”的提出，解决了我国台湾地区参与奥运会的问题，为国际体育组织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样板与方案。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体育外交也开始向公共外交战略转型（刘桂海等，2020）。体育逐渐成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与国际社会建立合作交流的重点领域，而且不断与健康、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进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对外交流类型，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延伸与扩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体育事业在我国外交格局中发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外交活动中的体育元素越来越丰富，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将会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和感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外交事业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整体功能将进一步凸显。

3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历史经验审视

体育强国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命题（赵富学，2021）。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奋力追求强国的方略与理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体育作为强国进程中的一个必备要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强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支撑。

3.1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同声相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陆续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受奴役的历史就此结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并且跨入了革命和建设的全新时代。批判和改造旧体育，建立和形成新体育，成为当时体育领域的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贺龙同志便要求体育工作者完成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任务。他指出：“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熊晓正，1995）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体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抱着一定要把“东亚病夫”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期望，积极投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设中。体育事业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基础上，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任务指向，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改善和提升了人民健康与体质状况。在连续举办的全运会的带动下，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高涨，群众体育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郑凤荣、陈镜开、容国团、庄则栋等优秀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屡获大奖，第1、2届全运会使旧中国的全国纪录全部被刷新，我国竞技运动成绩开始广领域、大幅度提高，标志着已经“站起来”的新中国体育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在后期，我国体育事业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波折，但总体来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发展领域善于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有发展轨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领导的体育强国事业在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面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竞技体育突飞猛进，不仅突破了奥运会金牌之零，更是在女排、体操等领域的国际大赛中陆续实现了“零”的突破，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优势项目，坚实了中国的体育强国之路。20世纪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全民体育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使全民健身的政策保障得到了落实和完善。在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之后，全民健身的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乒乓球、羽毛球、游泳、马拉松等体育项目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人民群众的锻炼期望和需求逐渐增长，全民健身快速发展的局面开始形成。进入21世纪，中国体育呈现出强盛的发展势头，200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使体育强国建设的指向和道路更加明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使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奥运成绩的历史性飞跃，而且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的体育事业立于中国已经“富起来”的新阶段，踏上了体育大国的发展之路，正在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为“富起来”的中国式生活注入体育色彩。

“强起来”是一个国家各项事业都能够处于强盛的历史阶段，“强起来”虽然有标准，但是无止境（张士海，2021）。“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时代使命，也是夺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强起来”既是一个时代命题，更是一个艰巨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强国建设是体育领域对“强起来”的时代使命的具体回应。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使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体育事业发展的2020年、2035年、2050年的阶段性目标也更为明确，覆盖的体育领域更为广泛，提出的建设任务更加精准。“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这一版本不会有“完成时”的结果，将会永远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在体育强国事业的推进过程中，体育“强起来”表现出了多点发力、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态势，通过党在体育发展战略上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配套生成相应政策体制，逐一攻克体育强国建设道路上的各类难题，使体育“强起来”能够持续处于时态完美的“现在进行时”中。

3.2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救国、建国、强国”的国家发展脉络相互印证

救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段妍，2021）。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与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开始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积极寻求拯救民族与国家之路。体育作为独特的元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之路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和军队，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条件下，使体育普及到了穷乡僻壤，贯穿于革命全程，唤醒了中华民众参加体育和革命的热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体育形式，创造和积累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优质经验，建立了中国体育事业为人民大众服务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服务的新格局。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建国大业。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增强人民体质，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汪智，2000）这是1949年之后，党和政府首次对发展体育事业提出的明确要求。基于1949年成立后社会各项事业重新确定发展轨道的社会现实，在党的领导下，体育事业领域陆续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在统一规划下与国家建设的步调相一致，形成统一整体，有序运行。为此，一批优秀的运动队、俱乐部、群众体育运动组织等也相应建立，促进了我国体育运动规模和成绩的迅速扩展与提高。在探索体育强国道路的进程中，虽然充满了各种曲折和艰辛，但在建国兴业目标的指引下，党领导我国体育事业不断顶住压力、克服困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之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

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是我国强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中的体育元素更是直接反映出体育在强国事业中的突出贡献。强国事业建立在“救国”和“建国”的基础之上，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而整体推进的。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不断凸显在国际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体育与健康、教育、文化、产业等领域的融合力度越来越大，竞技体育的突破、群众体育的普及、体育产业的兴盛、体育文化的创新等，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强国脉络中的体育事业发展轨迹，使我国强国进程中的优质经验与体育事业发展体系融合起来。

3.3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轨迹相向一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网，2019）。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体育梦，拥有特殊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是中国梦的内核组构之一。体育梦不仅承载着亿万国人强体健心的朴素追求，而且对振奋民族精神和凝聚国人力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属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动力和劲流。

中国人民的体育强国梦，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轨迹相一致，同样经历了“筑梦、追梦、圆梦”的历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扫清了“东亚病夫”带来的各种屈辱，筑起了体育推动国家强盛之梦，不仅彻底摆脱了国民体质羸弱不堪的历史状况，而且不断重视、提倡和发挥体育在改造民族精神面貌中的作用，开展包括体育实践在内的一系列体育救国的主张和活动，使体育强国的“筑梦”之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起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中华民族体育梦特殊的内涵。在追逐体育强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体育事业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图景中，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中国梦引领着中国体育强国梦的追梦方向，也擎画出了中国体育强国梦的圆梦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体育领域倡导的“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主基调，到60年代提出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新境界，再到70、80年代的“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新指向，无不体现出中国人民期望通过体育来助力建设强大中国的美好梦想。20世纪90年代直至新时代，体育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从全民健身到办好奥运，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体育已渗透到民众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发展主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强则国强，体育兴则国兴”的体育强国追梦和圆梦逻辑，已经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轨迹中，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自信注入了体育力量。

3.4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致力于“立业、兴业、强业”的奋斗图景相映相融

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也在摸索和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逻辑（齐冰，2021）。体育强国事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立业基础、兴业历程、强业实践的奋斗图景相映相融，已经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体系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建国任务，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使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废墟中奠基立业，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体育事业在零起点上，既经历了高歌猛进的飞速发展时期，也经历了几乎绝顶的低谷时期，在这种起起伏伏的曲折发展轨迹中，体育事业的立业条件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立业背景相一致，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条件密切相关。“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体育方针全面贯彻执行，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体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体育管理体制、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等也陆续进行改革与创新，“依法治体”“体育产业化”“体育社会化”“增强全民体质，强国强民”等振兴体育事业的任务，通过体育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等得到了全面落实，中国体育开始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体育事业也同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发展时期。21世纪以来，体育强国事业在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民生建设等社会背景下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体育助力全民健康素质不断提升，多元化的群众体育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景。“亲民、利民、便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主要体育内容，体育作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佐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3.5  与中国共产党“重体、兴体、强体”的不懈追求相连相通

“国运盛，体育兴；体育兴，民族强”。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体育经历了从扔掉“东亚病夫”帽子到“百年梦圆”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性跨越，使中国以体育大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体育之林。中国共产党“重体、兴体、强体”的体育事业发展理念和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面貌。

中国共产党将体育事业定义为人民的事业，将其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视体育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赵富学，2021）。重视体育、振兴体育和做强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共识。以北京奥运会为典型代表，由中国举办和参与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取得的一系列成功，更是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强国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中国体育事业立于新的起点，建立起了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站在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使“重体、兴体、强体”的不懈追求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着眼于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表现出的新追求，党和政府提供了更好更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由社会进步和体育事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在充分认识和发掘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优势与特点的基础上，党的体育强国建设能够不断凸显出体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使其与优化体育事业结构、强化体育事业发展效益、推动体育事业内部各门类的均衡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突出我国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及其表现出的应有优势，与党的整体事业布局相连相通，共同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

4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实践路向解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强国探索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优良传统，拼搏奋斗，不懈追求，致力于实现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领导我国体育事业创造出了辉煌成就，正在奋力向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和路向前行。

4.1  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体育强国探索与建设进程中

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路向，也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首要保障。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归根结蒂在于提升体育事业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何虎生，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体育事业定义为人民的事业，“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完美呈现了体育发展“为了谁”的时代命题，更凸显出人民群众作为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地位。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就致力于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推动红色体育与发展军事体育，并且形成了优质的发展经验和实践路向，为取得全国胜利贡献了体育领域的力量。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体育事业，致力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体育事业积极适应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体育强国建设作为提升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成为人民群众共享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路径。以全民健身为重要载体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更是展现出了体育事业回馈和造福人民群众的重要取向。2018—2020年，我国中央财政每年拨款9.3亿元，用于每年补助1000多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使其向民众开放（沈克印等，2021）。2020年底，我国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亿㎡，人均2.2㎡，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日常健身需要（人民网，2021）。体育基础设施的及时补充和不断更新，推动了我国全民健身开展的层次和质量的提升进程，使“人民体育为人民”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得到印证。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强国建设并构筑起了强大的合力，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体育强国建设力量之源。

4.2  强有力的根基：体育强国建设元素融入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中

体育是人民创造、人民实践、人民推动、人民享有的社会事业，是反映人类社会生存质量和文明进步的显着标志（扈建华，2019）。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强有力的根基。体育事业向来是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在党的领导下，体育强国建设的各元素紧紧围绕“健民、育民、亲民、乐民”的民生体育要求，织造由体育元素参与的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2014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围绕《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实施，对群众体育事业进行了顶层筹划和具体部署，保障了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和利益。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所表现出的对体育的需求层次和质量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主要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在对标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类别和层次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体育事业发展领域中比较突出的系列问题。例如，在推动群众体育参与的层面，党和政府下大力气解决群众身边体育场地、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的不足、不便、不畅等问题，从源头上探索解决群众科学健身知识和技能欠缺、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并且积极探索应对方案和路径设计，使人民群众掌握的体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人民群众对体育事业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体育强国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内容，均是能够惠及每个人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元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这根主线来串联和整合体育强国建设的组构要素，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持续精进的高质量发展，使体育强国建设的组成要素能够对人民健康幸福生活体系进行良性的增益和赋能，进而推动体育强国建设达到人民群众满意与认可的水平。

4.3  强有力的任务：体育强国建设融合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中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来都是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祖雅桐等，2021）。中国共产党将体育视为推动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注重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充分展示出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所处重要地位的肯定。建设体育强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它凝结着数代国人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强大的希冀以及由此付出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强有力的使命，建立起了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导向和阶段战略，回答了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强”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在对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呼应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际的2020年、2035年、2050年3个阶段性目标，来布局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内容：与2020年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已经顺利形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领域预设的2020年目标已有序实现；2035年的目标对政府主导、社会保障、市场运行、群众参与、组织协调、服务完善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目的在于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内容能够与现代化强国建设布局相适应，加快形成符合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体育发展新格局；2050年的远景目标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进行了具体描绘和设计，重点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身体素养水平和健康水平，增强我国体育事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使我国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能够排在世界前列。有了具体的目标作导向，使命就会更加明晰和确切。在党的领导下，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内容，将会融合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中，落实在体育事业发展任务的具体细节中，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新路径。

4.4  强有力的革新：不断完善创新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的体育体制与机制

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是需要体育事业踏着改革创新的步伐不断前行才能实现的（郭维刚，202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经历了由封闭迈向开放、由单一朝向多元、由小众变成大众的发展脉络。目前，中国体育事业全面迈入了新时代。随着体育领域改革创新范围不断扩展，体育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内容分区更加明晰，全民健身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体育产业促进与改革的力度更加突出，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朝向高质量迈进，这些变化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大体育”发展格局的形成。王宗平将中国体育改革的主体架构总结为“四梁八柱”式，即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和竞技体育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四根“主梁”，来统领体育强国建设、人民体质增强、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战略、学生身心健康、奥运争光计划、职业体育推进和足球改革发展八大“支柱”（太原市体育局，2018）。这一论点形象地总结出我国体育实现改革创新和有序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有助于结合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布局，划分出新时代我国体育改革的层次和脉络。“大体育”发展格局反映出中国体育改革的综合成效。目前，能够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正在稳步建立和推进。学校体育改革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议题，2014年，教育部连续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等文件，对优化学校体育改革的内容和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与创新的方向和路径。体育产业领域持续实现转型升级，预计2025年总规模可以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体（沈克印等，2021）。竞技体育领域的改革步伐更加坚定，体育协会实体化、国家队实现目标管理与扁平化管理相结合、奥运备战体系的高效化更新等，使中国竞技体育呈现出了更强的发展实力和后劲。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获得了3588个世界冠军，创造了1351次世界纪录，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国际体坛强有力的竞技体育劲旅（中新网，2021）。改革创新在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表现出的强大实力和动力，是党领导体育事业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改革的有力印证，同时也呈现出中国体育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所具备的优秀适应力，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典型经验和成效。在党对体育事业的创新性领导下，新的体育改革创新思路、模式和动力已经形成，体育领域的理论、科技、制度创新体系正在科学构建，现代化的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正在稳步提升与推进，共同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凝聚了强大力量。

4.5  强有力的开放：为体育强国建设打造“扎根中国，融通世界”的开放格局

多元化的对外体育交流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陈思，2020）。1949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与我国建立体育友好关系的国家达180多个，交流涉及高水平训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和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产生了丰硕的交流成果。目前，我国已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并且与国际大型体育组织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提升了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为体育强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随着我国体育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开展深度交往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体育交流的特征之一，展现在国际体坛中的中国声音与智慧不断增多和增强。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有289人在122个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过420个职务（中新网，2021），这既是中国体育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显着成果，也是中国体育对外展示软实力的直接依据，凸显了中国作为体育大国在国际体育领域所做出的人力资源贡献。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展中国体育事业对外交流开放力度和格局，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再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连续承办多次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的热情和实力，使“和平、友谊、进步”的理念深入到了中国对外体育交流的各个领域。中国故事不仅通过体育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通过体育这一特殊的桥梁，为中国与各国之间开启了互通互融的交流窗口，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明显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外体育交流的层次不断深化，体育外交已经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和新常态，体育成为推进“国之交，民相亲”的核心内容，通过体育这一特殊窗口展现了中国开放自信和包容友善的国际形象。进入新时代，体育外交积极配合国家的外交大局，以扎根中国为根本，以融通世界为指向，致力于优化和丰富“一带一路”中的体育对外交流模式，积极参与“金砖”“上合”等高级别人文交流与多边合作中的体育事务，通过体育方式不断拓展中国的“朋友圈”，为体育强国建设营造更加有利和开放的外部环境。

5  结束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体育强国的探索从未停息过，在长期的积累与总结中取得了一系列体育强国建设的新认识和新成就，使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坚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厘清了体育事业对于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赋予了体育事业在强国征程各个阶段中所要储备的能量和动力，使体育强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立足新时代，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体育救国、体育强体、体育兴国、体育大国至体育强国进程中积累的优质经验，通过深入发掘蕴含在政府主导与顶层设计、社会执行与过程反馈、市场运行与程序调适、群众需求与参与意向、组织架构与服务要求等体育强国建设环节中的各类联结规律，拓展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在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时代命题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系统研究适合中国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的现代化体育治理体系构建策略，多维审视符合体育强国建设标准的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及推行程式，积极创新体育强国建设所必须依靠的全民族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提升路径，发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的内在规律，使体育产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能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主题持续更新发展理念和汲取发展动力，进而在不断涌现的体育强国新理念、新实践、新素材融合交汇的影响下，使党的体育强国建设事业能够顺应中国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改革的综合要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持续贡献体育的独特智慧和力量。

——摘自：赵富学，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的百年探索——《体育科学》，2021.09

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趋向与启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社会环境日异月殊。国际奥委会针对疫情反复、世界体育发展受阻，于2021年3月12日，线上召开了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会议一致通过《奥林匹克2020+5议程》。议程指出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方向，并给出具体建议。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全会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世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即使我们最终战胜了这次健康危机，我们也将面临其对社会、财政、经济和政治的深远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需要顺应时代需求，改革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际奥委会前瞻性地指出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所要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及时给予应对措施，是国际奥委会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深刻体现。其改革理念洞悉时代之需，引领世界体育的发展。本文对《奥林匹克2020+5议程》的解析，研究国际奥委会改革趋向，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为后疫情时代我国如何开展大型体育赛事提供借鉴与启示。

1  《奥林匹克2020+5议程》颁布的价值

纵观历史，奥林匹克运动经久不息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奥委会立足时代发展之需，着力现实改革之求，围绕“体育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核心理念，紧跟社会变化以谋求突破与发展。

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给世界体育的变化，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2020+5议程》，把握变化形势、研判未来风险，将更团结、数字化、可持续性、公信力、经济与金融弹性作为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5大趋向，并提出15项具体改革措施，指导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未来5年的工作，为重构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做出贡献。

树立团结思想。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斗争中，世界各国团结一致才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前提。如何在风险中增强社会团结和整体动员能力，才是应对风险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国际奥委会将“团结”作为后疫情时代的首要发展趋向，通过体育鼓励人类携手共进，指出团结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通过建议1中加强奥运会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以奥林匹克卓越、尊重和友谊的价值观助力世界更加团结，继续制定确保平等与包容性的奥林匹克计划；建议11加强对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人口的支持，提高对全球难民危机的认识，增加流离失所者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奖学金的设立支持难民运动员，并选择奥林匹克难民队参加2020年东京、2024年巴黎和2026年达喀尔奥运会。

增强数字技术。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变革。万物互联、虚实混一、跨界融合的特征模糊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边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加速了社会数字化进程，在线教育、数字健康、远程办公等数字化产业迅速扩张。从规模、范围和复杂性来看，这场数字革命将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对此，建议1提到进一步发展创新和新兴技术的使用，扩展传统数字媒体平台；建议8提到要增加与人们的数字互动，利用奥运数字和社交媒体渠道，建立专门的奥运频道、网站与人们进行交流；建议9中鼓励虚拟体育的发展，并进一步参与电子游戏的群体。

坚持可持续性。国际奥委会有机会也有责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奥委会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体育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如建议2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奥运会，提出将可持续性纳入奥运会的各方面，为主办国提供更持久的利益，优化奥运会的交付；建议10提出加强体育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重要推动者的作用，加强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通过体育伙伴关系推动社会发展；建议13继续在企业公民中以身作则。在可持续性上，国际奥委会将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一个“气候积极”的组织，提高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能力，激励和协助全球发展可持续的体育运动。

提升组织公信力。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后，奥运会延期和大型体育赛事停摆对体育组织的公信力造成了影响，盐湖城事件、兴奋剂丑闻更是引起国际奥委会与各组织对提升公信力的共鸣，公信力才是体育竞赛的本质表现。建议14中提到国际奥委会将“善治”的基本原则更新为最新标准，通过愿景、使命与战略；结构、规则和民主过程；高水平的能力和正直的道德标准；责任、透明度和管理；团结与发展；运动员的参与和关怀；在保持自治的同时与政府保持和谐的关系这7方面达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善治。发展经济与金融弹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带来了全球健康危机，也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危机。社会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大，全球经济正历经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共振的时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国际奥委会将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促进经济增长。建议15中给出通过创新创收模式，加强奥林匹克运动的长期生存能力，确保官方奥运会转播商、赞助商和其他商业合作伙伴支持IOC数字战略，发展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等具体措施。

2  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趋向

2.1  更团结：共识危机下奥林匹克运动的必然追求

当今社会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人类受到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国际格局与秩序在疫情的冲击下也加剧动荡。狭隘的利己主义日渐猖狂，世界团结与和平受到威胁与挑战，导致社会各方面政治化。对此，不仅为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了推动人类发展，世界需要实现跨越种族、超越分歧的团结与合作。

一方面，通过体育团结起来，是疫情蔓延下人类社会共克时艰的有力体现。坚持举办2020东京奥运会，是促进世界各国团结合作的良好契机。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也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并在疫情防控方面为东京奥运会的筹办提供了中国经验。中日之间通过加强在奥运方面的合作，达成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奥运会的重要共识，对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为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示范。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奖学金向难民运动员提供支持。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10人增至了29人，让被迫逃离自己国家的人们在同一面旗帜下与各国精英运动员同台竞技。难民代表团的出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并向全世界传递出团结和希望的信息。

另一方面，建立更大的团结，不仅是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共识危机下的再认识，也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环境之需，是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的警钟，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进行了修改，添加了“更团结”，是自1894年顾拜旦设立奥林匹克格言后的第一次更新，是国际奥委会对后疫情时代人类发展需求的深度思考，是对当前世界复杂化、多样化发展态势的精准考量，是“共疫时刻”体育运动推动人类团结的深刻体现。阐发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与价值观，把握国际奥委会自治主体的领导力和主动权，通过体育为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美好、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做出贡献。坚持团结一致、多边合作的全球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实现全球良好合作并最终战胜疫情、打开新局面上具有重大意义。

2.2  数字化转型：科技时代下奥林匹克运动的必由之路

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后疫情时代，由传统“人操控机器”的信息时代逐渐向“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数字时代迈进。通过数字技术对现有资源进行升级或替换，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奥委会精准研判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抓住促进奥林匹克运动数字化发展的契机，通过奥林匹克运动推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融合，让体育成为人类社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力引擎。

首先，数字化技术在“无观众”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丰富2020东京奥运会开展形式的主要手段。云上转播平台（OBS Cloud）是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与阿里云联手打造的转播技术，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超高清、高动态的观看体验。基于OBS Cloud，转播方工作人员不必亲赴东京奥运现场，通过云端就能远程完成转播和编辑工作。国际转播中心的建设面积缩小，使转播设施的装置与拆卸等工作流程得到简化。此外，通过3D运动员追踪技术记录运动员比赛时肉眼难以捕捉的场景细节，帮助观众更加清晰地跟踪比赛进程，场馆里沉浸式声效系统的“加油墙”让现场运动员通过云端与观众互动，都是奥运会数字技术的充分展现。

另外，国际奥委会开展奥林匹克虚拟系列赛（OVS），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数字化进程、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更多流量与关注的有效举措。2021年6月23日，首届奥林匹克虚拟系列赛圆满落下帷幕，是国际奥委会同棒球、自行车、赛艇、帆船、赛车运动由5个国际联合会和游戏发行商合作举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奥运会许可的虚拟体育赛事。通过虚拟体育形式创造独特的奥运产品和全新的奥运数字体验，让青年一代关注并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数字化的更新与进步引发了对未来社会广泛而多样的思考，针对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趋向，国际奥委会通过拓宽数字化渠道、推动数字化普及以及鼓励虚拟体育的发展，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奥运会更多的科技创新。

2.3  可持续性：社会发展中奥林匹克运动的应然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重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国际奥委会对此表示，在决策时，我们确保可行性，并寻求在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实现积极影响最大化、消极影响最小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奥运会、加强体育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作用，是国际奥委会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采取的积极行动。

加快向气候积极的奥运会过渡。国际奥委会表示，到2030年将奥运会的碳排放量减少45％，创建“奥林匹克森林”以抵消不可避免的碳排放，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影响和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与此同时，改进奥运会遗产的监测和保护，优化运营，减少奥运总足迹，努力建设可持续的奥运遗产。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从氢动力大锅到回收手机制成的奖牌，从超越碳中和到可持续利用的场馆，以及通过与陶氏化学（DOW）合作，将奥运会上使用的横幅、标牌回收制成了1600多个花盆，分发给100所学校和幼儿园，并向每所学校分发有关回收的教育材料，都是奥林匹克运动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体现。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通常情况下，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大都分为两类，即环境和社会责任，而真正的可持续性是一个组织与社会互动的方式、适当的治理政策和程序等，远不止单个项目。国际奥委会致力于走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在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人权等全球性问题上，最大限度地让主办城市利用奥运会作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从人类的健康与福祉、教育、经济、气候、合作伙伴关系、消费和生产模式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可持续性，将其贯穿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奥林匹克运动。履行国际奥委会的责任，让体育成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者，在后疫情时代承担起促进社会重启、恢复和复原的重要角色。

2.4  公信力：信任危机下奥林匹克运动的现实之需

对国际体育组织来说，公信力事关体育大众对组织的评价、认同程度、舆论氛围，事关体育组织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支持力度，公信力的下降将直接影响组织的存亡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机构之间的信任危机，使社会群体间的有效交流受到威胁，迫切需求提升组织公信力。而加强责任意识、重塑组织内部治理体系是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提升公信力的有效手段。对此，国际奥委会对在赛事管理、体育组织善治等不同层面的诚信做了很多工作。

在竞赛方面，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保护干净的运动员。一是在反兴奋剂上，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兴奋剂控制的组织和管理职责委托给国际检测机构（ITA），并呼吁所有国际联合会将整个测试项目完全交于专门的反兴奋剂独立组织，建立一个更强大和更独立的全球反兴奋剂系统。二是在防止操纵比赛上，随着网络体育博彩的发展，奥运会利益攸关方对防止操纵比赛方面加大管控，是维护比赛信誉、保护干净运动员的必要手段。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刑警组织、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建立伙伴关系，加强监测和保护实施，且优先加强对运动员、随行人员和体育官员（包括法官和裁判员）在诚信、道德原则和防止操纵比赛方面的认识和教育。

在组织善治方面，确保国际奥委会自身组织结构的完整性，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良好治理。在后疫情时代需要持续加强组织和竞赛本身的信誉度，以达到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良好治理。国际奥委会将“善治”的基本原则更新为最新标准，敦促国际各体育组织遵守该原则。在运动员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开展、世界体育发展等方面强化与国际体育反腐伙伴的关系，提高反腐措施的有效性。将体育组织视为一个整体社会，一个组织内部的治理问题会影响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组织的管理要秉持诚信、透明的基本准则，治理标准要向更高层次的要求发展。在强化公信力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扩大在诚信、透明度、善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之惠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

2.5  经济与金融弹性：环境多变下奥林匹克运动的必要举措

经济与金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压力时，拥有抵挡冲击、稳定发挥功能的能力至关重要。国际奥委会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组织关于加强经济与金融弹性、建立经济和金融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性，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

一方面，开展奥林匹克运动带动相关产业经济复苏。2020东京奥运会选择延期是国际奥委会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结果，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如果取消东京奥运会，日本为东京奥运会付出的154亿美元创纪录投资，将加重日本政府的经济损失，加上疫情的蔓延，短期内日本经济将难以转好。而国际奥委会也会因取消东京奥运会导致转播权利金化为泡影，甚至需要支付巨额赔偿，不但不能发挥举办奥运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还给疫情下受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虽然东京奥运会遭受疫情影响失去门票出售、旅游业发展等直接经济，但促进了日本的5G商用，给日本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也给全球各数字公司带来了品牌效应。坚持举办2020东京奥运会是助力经济复苏、缓解疫情影响的最好选择。

另一方面，调整奥林匹克相关商业计划增强经济与金融弹性。在迅速发展的媒体和商业环境中，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寻求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互利共赢的合作机会。2021年10月29日，国际奥委会与体育电商巨头Fanatics宣布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奥运会创建全球首个永久性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官方线上奥运商店，将资源整合集中在统一的官方平台上，直接与消费者产生互动，扩大全球服务范围。建立起与全球商业伙伴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发挥体育创造就业机会、催生商业活动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为增强全球经济与金融弹性做出贡献。

3  启示

3.1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推动“团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强调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在促进体育对社会文化交流、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国无一能独善其身，以体育为媒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构建包容、开放、公平、合作的体育理念，彰显了体育在推动世界团结方面的重要作用。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开展有助于团结的体育赛事。体育赛事开展过程中，结合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除体育运动本身带来的尊重对手、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及通过制定对办赛精神、办赛理念高度概括的赛事主题口号，设计具有团结理念的会徽、吉祥物等呼吁团结的方式外，还可以从文化层面出发，如在比赛期间不仅可以由主办方提供节目表演，还可以邀请各参赛方展示具有其文化特色的节目表演，将各类表演展示穿插在比赛期间。在赛制层面，鼓励积极举办多地区协同参赛或办赛的体育赛事，促进区域团结协作、协同发展，将团结贯穿于赛事开展的始终并发挥其深远影响。无论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创造美好未来，团结合作才是人类赢得胜利的强劲武器与关键一环。追求团结、和平、进步和包容的世界，通过体育的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开展以多形式、多手段推动“团结”实践的体育赛事，助力后疫情时代社会发展与世界繁荣。

3.2  发展数字体育，实行传播媒介多路并进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体育赛事对数字化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通过数字化技术简办赛事流程和提供线上高质量转播体验，数字化体育赛事的开展在疫情常态化趋势下显得弥足珍贵，将成为人类科技与共同抗击疫情的成果展现。

发展数字体育，积极践行融媒体传播理念。通过传播媒介多样化、多传播渠道合作，充分发挥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各自的优点，形成多路并进的传播形式。将各类媒介整合贯通，使之在不同技术间达成某种平衡甚至融合，为赛事的开展建立一种数字多元化、新形式的多向动态式的传播方式。如将电视媒介与影像媒介相融合、灯光媒介与数字图像媒介相融合，运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相互融合的传播方式，推进体育赛事在后疫情时代多元、立体的数字化进程。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增加人们数字化互动，为人类带来全新的数字体验。信息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发展数字体育在如今疫情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占有重要之地，应化挑战为机遇，紧跟时代之步伐，用“互联网+体育”推动数字化体育赛事的发展，以期带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的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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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体育赛事遗产开发与利用，助力可持续发展

体育赛事的遗产是赛事最初举办愿景的结果展现，如何在举办体育赛事后保持长期遗产是筹办赛事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履行政府相关职责、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等方式，科学规划体育赛事遗产。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以生态优先为基础，将体育赛事的筹办做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将可持续性贯穿体育赛事遗产治理，助推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实施。

加强体育赛事遗产开发与利用，特别是大型体育赛事。可持续遗产成为确保赛事成功举办的重要评估因素。依据中国自身发展情况，围绕筹办工作实际，提供并有效实施包括从赛前规划到赛中实施再到赛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筹办赛事的各利益相关者要实时沟通、建立交流。首先，在经济遗产方面，明确场馆设施等的使用资金，实施优化的场馆与配套设施建设计划，避免出现“白象工程”。其次，在社会遗产方面，积极创造人力资源，只有在优先考虑国家共识和地方参与度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举办体育赛事，而不只是政府主导的体育赛事。最后，在环境遗产方面，根据主办地的地域特征开展绿色体育赛事，助推环境治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以2022北京冬奥会为契机，通过《北京2022年奥运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努力创造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方面35个领域的丰厚遗产，充分展现对冬奥会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科学规划。顺应国际奥委会创造可持续遗产的理念，契合我国自身的发展方向。

3.4  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办赛过程监督，推进体育善治

强化办赛过程监督不仅是对组织内部各环节的硬性要求，更是对开展公平公正体育赛事的保驾护航作用。通过“靶向治疗”思维将问题抓实抓准，实现精准监督。

严格把控赛事筹办的各个阶段。从赛事组委会本身、项目建设、场馆运营等方面，严格对预算支出、工程建设审批、项目招标投标等具体操作过程进行监督，成立赛事专门的监督小组，建立完善的监督工作体系。体育赛事开展过程中，对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是重要一环，是每名运动员公平参赛的基础保障。面对当下疫情蔓延，兴奋剂检测的各环节受到阻碍，可以借鉴东京奥运会抽检时利用视频软件进行远程监督，对需要邮寄的尿检和血检材料工具提供专门的邮寄通道等方式。根据疫情态势，不断变化监督措施，以确保采样、送检、检测等环节的公平公正。将体育赛事从筹划起始到举办结束、从组织内部到比赛本身、从比赛官员到运动员，全方位将廉洁、干净贯穿赛事始终。

将透明度、可信度、问责制、公正度、民主度等作为开展体育赛事的基本准则，是达到体育善治的有力推手。在办赛流程上秉承公平公正原则，在办赛资源上践行良好管理与合理分配的理念。加强并规范对道德不端行为的惩罚与制裁，同心协力联合研制治理框架、治理准则、监测绩效等顶层设计。根据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针对体育组织内部和体育运动本身展开具体善治目标和行动策略，不断调和面向善治的战略路线治理过程，努力达到体育赛事开展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平衡状态。比赛本身的成功举办是组织公信力的有力回应，为达成体育善治的愿景夯实了基础。

3.5  拓宽办赛收入来源，扩大提振效应

举办体育赛事不单是为运动员提供竞技机会，也是为国家、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搭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体育赛事的开展受到阻碍，削弱了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对此，创新创收模式是后疫情时代提升体育经济的一大路径。

打破传统的体育赛事收入结构，将办赛收入来源多样化。我国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在后疫情时代开展体育赛事是困境，更是机遇，为促进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市场与契机。在媒体转播方面，拓宽线上业务的发展可能性，丰富线上产品的提供，依据不同需求提供PC端和移动端的个性化、特色化服务。通过线上赛事培育消费市场主体，增加线上体育消费。在营销运营方面，通过线上模式为赛事的投资与赞助塑造新的发展契机，整合资源利用“线下+线上”的举办模式，如可以线下举办开幕式，线上开展竞赛。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刺激和带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为企业品牌提供展示机会。做好后疫情时代开展体育赛事的方针策略，促进体育赛事营销方式、组织管理、产业布局的多元化，对提振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2020年各个国家GDP呈负增长时，我国是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国家。此时，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运用中国经验制定赛时疫情防控政策，以严谨的防控措施做好赛事保障，扩大赛前、赛中、赛后的短期与长期收益，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从而有利释放赛事提振效应。

4  结语

奥林匹克运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面临着新的危机，而《奥林匹克2020+5议程》旨在帮助其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境，深刻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在全球体育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剖析国际奥委会改革理念，深度把握世界体育发展趋向。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紧跟改革之步伐，化挑战为机遇，对后疫情时代我国开展大型体育赛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摘自：金文瑞，陶于，后疫情时代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趋向与启示——《体育文化导刊》，2022.05

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 ——北京冬奥会赋予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精神遗产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以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会载入史册。北京成为世界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谱写“双奥之城”的佳话。

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七大领域创造了丰厚的奥运遗产。从文化史、精神史、思想史的层面，又应如何认识北京冬奥会赋予历史、当下与未来的遗产？

1  奥运遗产框架中的精神遗产

何为“奥运遗产”？在2012年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奥运遗产》官方文件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道：“创造可持续的遗产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承诺。每座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会登上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舞台，……也将创造一系列独一无二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遗产，这将永远改变一个社区、地区和国家。”

“奥运遗产”概念的提出、内涵的升华、外延的扩展和价值的提炼，是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与创新为背景的。

2002年11月，由国际奥委会洛桑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奥运遗产研讨会（1984—2000）”，从城市化、环境、体育、经济、旅游、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研究了奥运遗产。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将奥林匹克精神作为最为首要的奥运遗产。亦有学者指出，奥运志愿者和运动员能够作为楷模，激励办奥城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为城市留下长期的精神遗产。

2003年7月，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第一次将奥运遗产正式写入国际奥委会纲领性文件：“通过合理控制奥运会的规模和成本等方式，向主办城市和主办国推广奥运会的有益遗产，并鼓励奥组委、主办国政府和奥运所属个人或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同年，由国际奥委会通过的《奥运会候选城市接受程序》再度强调了这一职责，并要求候选城市在材料中陈述办奥的基本动因之外，应当进一步阐述主办奥运会可为该城市带来的奥运遗产。

在国际奥委会的推动下，奥运遗产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奥运遗产的概念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2012年，国际奥委会颁布的《奥运遗产》官方文件将奥运遗产分为运动遗产、社会遗产、环境遗产、城市发展遗产和经济遗产等五类。《奥运遗产》文件又同时将奥运遗产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有形遗产”包括新建体育场馆、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再生和美化等，能够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无形遗产”则包括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丰富劳动力技能、提升环保意识、推动民族文化和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等。

2014年12月，国际奥委会在摩纳哥会议上通过了奥林匹克运动未来战略规划——《奥林匹克2020议程》。该议程包括40条详细建议，其首要目标是维护奥林匹克价值观，加强体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可持续性”与“奥运遗产”成为《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高频词汇，聚焦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强调在奥运申办阶段即引入奥运遗产概念并实施相关工作，并关注后奥运时期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奥委会将向计划申奥的城市提供协助，提供包括奥运申办程序、核心申报要求的建议，以及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在奥运遗产方面的有益先例”（建议一）；“国际奥委会在评估申奥城市时应授权第三方，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提出建议，特别关注可持续性和奥运遗产，最大化利用现有场馆和临时场馆”（建议二）；“国际奥委会应确保在国家奥委会和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盟（UMVO）等外部组织的支持下，监督奥运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议四）。

2017年，国际奥委会发布《遗产战略方针》，旨在以《奥林匹克宪章》和《2020奥林匹克议程》为基础，与相关方合作，进一步鼓励、支持、监测和推广奥运遗产。《遗产战略方针》从7个维度出发，对奥运遗产的长期效益进行界定：1）有组织的体育发展，2）体育促进的社会发展，3）人际技能、社交网络和多领域创新，4）文化与创意发展，5）城市发展，6）环境改善，7）提升经济效益和品牌价值。

奥运精神遗产作为奥运遗产中的“无形遗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相关办奥实践和奥林匹克官方文件中有所体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总结报告中，就有“通过举办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奥运会，留下有益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展望。2005年，雅典奥组委发布了第28届奥运会的官方报告，其中列举了奥组委的10条奥运使命，明确提出“奥运精神遗产”的概念：“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一种独特的奥运体验和奥林匹克精神遗产。”近年来，国际奥委会也通过系列文件对奥运精神遗产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效益进行了界定和阐述，并对在办奥实践中继承和发展奥运精神遗产提出指导性意见。

2008年，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多家外国媒体集体采访，回答奥运会将给中国留下哪些遗产的提问时表示：“与北京奥运会的物质遗产相比，精神遗产更为持久、更为宝贵。”“我们更加珍惜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胡锦涛列举了3个方面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一是弘扬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二是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三是促进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2008年9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对北京奥运会这3个方面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褒扬：“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们要继续弘扬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继续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继续促进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基于对奥运遗产框架中的精神遗产概念与北京冬奥会办奥实践的具体考察，提出：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是北京冬奥会赋予历史、当下和未来的精神遗产，并将从3个方面来论述和阐释。

2  冬奥梦交汇中国梦，中国梦辉映世界梦，见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体育，尤其是奥运会，充分显示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如何在中国融为一体：中国参与和关注现代体育运动主要是受爱国主义的驱动，而在引进西方体育项目和参与世界竞技的过程中，中国也融入了世界社会。”全球史学者徐国琦认为中国奥林匹克梦想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现代奥运会是中国获得国际认可的最好的媒介”。中国憧憬奥运、参与奥运、两次举办奥运的一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为之佐证。

2.1  从“奥运三问”到“双奥之城”，世纪强国梦圆

1908年，《天津青年》刊载一篇文章，提出了“奥运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中国人用了1个世纪的时间来回答“奥运三问”。

1932年，中国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参加了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1984年，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勇夺金牌，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被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誉为“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中国人民用了1个世纪的时间，对“奥运三问”作了圆满回答。

2022年新春伊始，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如期开幕，胜利闭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盛赞北京冬奥会，是“新冠疫情下举办的一次伟大的冬奥会”“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928年，中华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以中国副代表和观察员身份参加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运会。宋如海把在荷兰观摩奥运会的经历写成系列通讯在上海《申报》发表，并于1930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关于奥运会的着作《我能比呀》。宋如海在着作开篇即解释为何取名“我能比呀”：“OLYMPIADE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要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扉页王正廷在为《我能比呀》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一民族欲求自由平等之地位于今日弱肉强食之世界，其必先锻炼健全之身体而后可。吾国年来始渐注意及此，全国各省各种运动会相继成立，此不可谓非吾民族一线之曙光也！虽然，立国族于大地上，任何事业均应有所观摩，而始有长足之进展，故运动亦应为国际化。”序一彼时国人的奥林匹克之梦，由个体的强身健体为起点，进而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竞争，在“弱肉强食之世界”求民族“自由平等之地位”。奥林匹克之梦，承载强国之梦，由此可见一斑。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金牌榜第一的佳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历史最佳战绩，位居金牌榜第3名，这同时也是亚洲国家在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而言，中国健儿在两届北京奥运会上的佳绩，不负国人奥林匹克之梦的初心。

2.2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贯彻四大办奥理念，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新贡献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雪大众文化风靡古都北平，西方冰雪运动融入中国传统溜冰民俗。社会学学者运用“文化阈限”（cultural liminality）理论，对此进行个案研究，认为：近代北平冰雪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秩序转变的“文化阈限”，在社会转型中凸显出其“共融”作用，将西方、现代、国家等舶来话语和观念消化到本土、传统、民间文化的土壤中。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冰雪运动普及活动，是“双奥之城”北京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融通中国与世界的非凡意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2021年10月，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为3.46亿，冰雪运动参与率超过24％，“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已经实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短片《未来的冠军》当中萌娃滑雪的视频就是对“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生动诠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再次强调：中国这次办奥的最大目的，就是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巴赫表示：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将从此开启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

北京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四大办奥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符合国际奥委会2017年颁布的《可持续性战略》精神，也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从2017—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5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就四大办奥理念作出重要指示：绿色办奥，就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共享办奥，就要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使冬奥会产生良好社会效应。开放办奥，就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冬奥会成为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廉洁办奥，就要勤俭节约、杜绝腐败、提高效率，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把冬奥会办得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

2.3  向全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来自河北阜平太行山区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44位孩子，两次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在全世界面前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带领马兰山村孩子走上世界舞台的发起人是革命后代邓小岚，她退休后18年如一日在马兰村义务支教。邓小岚在马兰村普及音乐之声、播撒爱的种子并魂兮归来的动人故事，诠释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凝聚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和当下的中国，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所在的阜平县有着多重身份。阜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象征抵御外侮、追求民族解放的中国；阜平在新时代决胜脱贫攻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谱写了壮丽篇章，是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的中国典范；阜平山区的孩子们走出大山，走上冬奥会世界聚焦的舞台，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这是开放、包容、自信和沟通中国与世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形象。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分成“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3个阶段。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在冬奥会展现的多重中国形象，不仅限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更具有“世界之中国”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从文化自信的层面来看，北京冬奥会上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形象更是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很好地诠释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3  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为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提供中国注解，体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团结这一理念在奥林匹克价值观当中居于重要位置。《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加以具体陈述。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秉承奥林匹克精神展开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这需要本着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可高度概括为“和平、友谊、进步”。

在国际奥委会的改革进程中，团结这一价值观被加以坚持和弘扬。2014年12月7日，在国际奥委会第127次会议上，巴赫主席发表关于体育改革的讲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多元化、数字化的社会中……如果我们想让奥林匹克价值观——卓越、尊重、友谊、对话、多元、非歧视、宽容、公平竞争、团结、发展与和平——维系其在社会的影响力，现在就是改革的时机。”2019年6月，巴赫主席在国际奥委会第134次会议上强调维护奥林匹克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当我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立场：我们主张团结、普世、和平、对话、多元和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原定于2020年举办的东京夏季奥运会被迫推迟至2021年。受疫情影响，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赤字愈加严峻。面对“裂解的全球化”，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要特别警惕“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和“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Trap）。

为积极应对疫情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冲击，国际奥委会进一步推进《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改革，继续高扬团结的价值观。2020年6月23日，巴赫主席在“2020奥林匹克日”主题活动上发起国际倡议：“由于长期存在的新冠疫情，全世界都处于同样的困境和恐惧之中，体育的力量更加重要，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一力量就是团结、希望和乐观。因此，在这个奥运日，让我们站在一起，颂扬奥林匹克精神。”

2020年8月，巴赫主席撰文《奥林匹克主义与新冠肺炎疫情》，提出要用奥林匹克价值观来塑造后疫情时代的体育运动，并多次强调团结的价值观：“和平、团结、尊重与联合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将多元化的人类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为这个后疫情世界做出重要贡献。”“体育是唯一能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活动，……体育是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这种包容性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更为重要。”“通过践行团结、加强团结，我们可以表明，相互尊重的国际合作与孤立主义相比，能够产生更好更公平的结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正以无歧视的方式为每个人架起桥梁，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体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一项独特运动，应超越任何政治或分裂性因素的范畴。”“让我们以团结创造的方式抓住此次机会，以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姿态，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

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通过历史性决议，正式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中。奥林匹克新格言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巴赫主席这样阐释“更团结”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关系：“团结能帮助我们实现使命，实现‘通过体育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使命。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跑得更快，追求卓越，变得更强。”

2021年9月17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正式发布。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到“一起向未来”，从（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到（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冬奥主题口号不但与奥林匹克新格言共有同一英文单词“Together”，更是在逻辑和理念上有着天然的契合。冬奥主题口号是对奥林匹克新格言的精彩诠释。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巴赫主席时的讲话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更团结”正是当今时代最需要的。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美好未来，所以我们提出了“一起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口号。中方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北京冬奥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期开幕和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对奥林匹克新格言作出了中国注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将会镌刻这两组名词：“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冬奥会开幕式“微火”火炬嵌入“大雪花”形成主火炬的那一幕，是在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超越古今中西，诠释“更团结”与“一起向未来”相汇契合。

4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双向互动、交织融合

4.1  北京冬奥会是一场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盛会，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贯彻办奥始终。

中国风成为冬奥核心元素的美学创意基调。冰雪运动抽象造型构成汉字“冬”的冬奥会徽“冬梦”、从中国古代同心圆纹玉璧和古代天文图启发灵感的冬奥奖牌“同心”、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设计的冬奥火炬“飞扬”、以国宝熊猫和春节灯笼为原型衍化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吉祥物“雪容融”——这些饱含中国元素的冬奥标识和文创产品深受中外嘉宾青睐。

冬奥会开闭幕式上的中国创意惊艳世界。LED屏幕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李白壮美诗句意象拉开冬奥开幕式序幕。冬奥开幕恰逢立春节气，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载体呈现冬奥倒计时，寄托万象更新的美好寓意。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两次登台演出，开幕式身穿虎头衣，足履虎头鞋，闭幕式则身着中国传统剪纸“连年有余”服饰。闭幕式收官处折柳送别的一幕，更是借中国古典折柳相赠之场景，寄寓“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冬奥场馆蕴藏中国式典雅。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融入敦煌壁画飞天元素，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也是世界首座永久保留使用的滑雪大跳台，被国际奥委会称作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以如意造型设计，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跳台滑雪赛道，是冬奥会历史上首个在顶部出发区设置大型悬挑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是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蜿蜒于延庆的崇山峻岭之间，矫若游龙。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既脱胎于燕子的造型，也隐含《太平广记》“王次仲落羽化山”的典故。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坡面障碍技巧场地“雪长城”，赛道造型以山海关长城为蓝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外墙曲面盘旋成22条飘逸的丝带，寓意2022北京冬奥，是全球首个使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

4.2  北京冬奥会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北京成为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心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北京冬奥会举办恰逢中国新春佳节，奥运会与春节的相遇见证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北京冬奥会亦成为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一届盛会。

早在2008年，《文明》杂志向全球首发中文和独家刊发英文、法文共3种文字的《奥林匹克宣言》，这是标志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端的重要文献。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圆形剧场，发表题为《奥林匹克宣言》的演讲。他在演讲的结尾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向国外送出划桨选手、赛跑选手和击剑选手吧，这将是未来的自由交往，一旦这样的自由交往成为古老欧洲的风尚，和平事业将获得崭新而有力的支持。……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与你们一道，我会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2012年6月23日，全球首个“奥林匹克宣言广场”经国际奥委会授权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成。以此为起点，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联合主办《奥林匹克宣言》全球传播活动，并开始推出《〈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系列，迄今已出版3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给予高度评价：“这一活动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它以北京为中心和起点，以《奥林匹克宣言》为载体，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文化，为推动奥林匹克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北京是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有机地把夏奥会和冬奥会两个平行的奥运会结合起来，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文化纽带。有学者藉此将北京视作继雅典和巴黎之后、奥林匹克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的最新阶段。雅典、巴黎和北京是国际奥林匹克文化三大创新支柱城市，三者分别代表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和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心，并形成了通过连接23个奥运举办国和43个奥运城市构建国际奥林匹克文化共同体的大三角结构。

5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相遇融合一直是知识界学术聚焦与思想激荡的主题。“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在《谈艺录》序言中如是开宗明义。后续很多学者都就此主题展开论述。

王佐良以文学为载体，论述20世纪中外文学的相遇与契合：“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间，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种古老的文学与一种新兴的文学相遇一处，前者有着悠久而弹性十足的古典传统，后者又拥有富有创意的美学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契合与碰撞就会更加精彩。这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

许倬云用河流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从“奥运三问”到“双奥之城”，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世界体育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与中华文明相遇契合已逾百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巴赫主席在为《〈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III》所作的序言中重申：“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所遵循的最核心理念。”

“双奥之城”北京赋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新的内涵，在“可持续性”的框架下，北京冬奥会在各个领域创造了丰厚的奥运遗产。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是“简约、安全、精彩”的这届体育盛会为历史、当下与未来造就的奥运精神遗产：冬奥梦交汇中国梦，中国梦辉映世界梦，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进一步融通中国与世界；“一起向未来”与“更团结”相互呼应，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实践；在冬奥平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奥林匹克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交织融合。

——摘自：吴浩，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北京冬奥会赋予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精神遗产——《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05

新冠疫情下精英运动员的健康、训练 及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建议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其是一种对动物和人类均有影响的病毒性呼吸综合征。2020年1月31日，WHO确定新冠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为了控制新冠疫情的蔓延，众多国家采取了扩大社交距离和关闭/限制聚集性活动的举措；体育比赛由于涉及观众大规模现场参与和运动员大范围跨区域旅行而被限制、延迟或取消。参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是运动员多年训练的核心目标，体育比赛的限制、延迟或取消对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有着巨大的影响，运动员的训练也需要根据比赛任务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随着疫情缓和，体育比赛逐渐“重启”。在新冠疫情出现的两年多时间内，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对新冠疫情下运动员的健康、训练、备战和参赛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奥运代表团顺利参加了东京2020奥运会和北京2022冬奥运会，实现“零感染”目标的同时还取得了优异的参赛成绩。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疫情完全结束似乎“遥遥无期”，因而，总结新冠病毒对运动员健康和训练的影响，分析与归纳中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优劣势表现，对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精英运动员积极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1  COVID－19对精英运动员健康的影响

1.1  COVID－19对精英运动员生理健康影响

精英运动员属于年轻且健康的群体，即使感染COVID－19，也以轻症/或无症状居多，重症住院患者较少，但预测精英运动员感染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并采取积极预防措施仍有借鉴意义。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ECDC）数据显示：2020年6－7月，欧洲感染新冠肺炎的人群中，20—29岁者占据了最大比例（19.5％），表明欧洲新冠肺炎确诊年龄逐渐向年轻化倾斜；确诊人数最多的美国同样发生了此现象，这使得以年轻人为主的精英运动员群体需要对新冠肺炎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更大的过度训练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免疫力下降）、更多的聚集性训练（如集体球类项目）、更多的跨区域参赛会进一步增加精英运动员感染概率。众多来自非运动员群体的研究表明，COVID－19对人体运动相关的生理健康系统造成病理性的衰竭，主要涉及心肺系统、免疫系统、神经肌肉系统等。

心肺系统方面，感染COVID－19会诱发心肌炎、心肌损伤、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肌钙蛋白升高、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失衡、炎症风暴、低氧血症、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全身各脏器血栓等并发症。其中，心肌炎常常与心脏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有关，是导致运动员心脏骤停和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诊断出心肌炎，任何运动员或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个体都必须停止体育锻炼，并进行心力衰竭的治疗。

感染COVID－19后若出现免疫系统受损，会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症和多器官衰竭，这是由于淋巴细胞和白细胞减少和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造成。有关运动员免疫抑制和感染关系的研究表明，长时间高强度剧烈运动后，运动员需要面对持续3—72H的免疫抑制的短暂“开窗期”效应，特别是耐力运动项目，呼吸道感染的概率几乎是其他运动项目的6倍，更容易受到来自多种微生物的感染，并可能增加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

新冠肺炎还会对神经肌肉系统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感染COVID－19后会出现神经肌肉系统并发症，如肌肉痛和头痛。并且，长期住院导致体力活动不足和抗生素使用会引发神经肌肉系统功能缺损。肌肉细胞内信号通路的受阻会加快肌肉蛋白质降解，造成肌肉质量减少、肌肉废用性萎缩、肢体关节僵硬和挛缩。

1.2  COVID－19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影响

COVID－19除了对感染者生理健康产生影响外，还会造成社交疏远和/或地域封锁，给人们的心理健康亦带来不良的影响。新冠疫情造成的居家训练和/或封闭训练、空场比赛和/或比赛取消也潜在地影响了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

有研究采取心理健康量表和结构化访谈的方法研究了COVID－19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主要表现为教练员——运动员行为关系的转变；容易诱发抑郁、焦虑、压力症状和基于此产生不良的行为现象。

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方面，运动员渴望重返训练赛场，会经历不良的情绪和认知反应，表现为失望、挫败、困惑、无助。但与此同时，社会疏远改变了教练员与运动员沟通交流的方式（网络媒体降低了教练员的地位感，缩短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心理距离），促进了教练员与运动员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亲密度、承诺度、互补度的提高。

新冠疫情诱发精英运动员出现抑郁、焦虑、压力的主要原因包括：担忧职业生涯危机；居家隔离限制，渴望重返训练赛场；缺乏身份认同感；训练频率减少导致自我效能感下降和缺乏医疗保健资源和护理治疗。这些负性情绪导致了精英运动员容易出现睡眠质量下降，饮酒、赌博行为和饮食习惯失调、碳水化合物摄入增加等不良行为。

2  COVID－19对精英运动员训练的影响

2.1  精英运动员居家隔离休息导致生理适应性的消退

精英运动员居家隔离休息是一种休息与训练难于平衡的关系，随着居家隔离休息时间的延长，生理适应性将会发生部分或全部丧失，最终造成运动成绩的下降。

2020年3－4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篮球、足球、田径等部分运动项目完全停止训练，精英运动员采取了居家隔离休息，强烈限制外出活动，整体体育活动减少，处于“停止训练”（training cessation）的状态。“停止训练”会造成精英运动员的生理适应性发生部分或完全丧失，导致运动成绩下滑，具体原因如下：①由于心肌收缩力减弱，导致心输出量、肌肉血流量和骨骼肌氧化酶活性减少，导致最大摄氧量（VO₂max）下降；②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神经——肌肉接点障碍，引起神经元支配肌纤维的数量减少，抑制肌肉蛋白质合成，最终导致肌肉力量的减弱；③外周组织对葡萄糖和游离脂肪酸的摄取和利用下降，骨骼肌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表现为骨骼肌氧化功能下降。

2.2  精英运动员居家隔离训练体现运动方式的革新

精英运动员居家隔离训练与日常传统训练方式截然不同，简单训练手段难以达到专项竞技的动作要求和能量代谢需求，也不可能创造出一套适用于所有运动项目的训练程序，只能进行简单的身体素质训练。

在COVID－19暴发的高峰期，鉴于精英运动员尚不能解除封锁进行集体训练，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训练模式——居家隔离训练（美国、意大利、巴西、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等国家部分运动项目）。应训练之需，教练员利用“在线训练”（Online training）和“虚拟训练”（Virtual training）等网络平台与队员进行沟通指导训练。

居家隔离训练通常仅限于力量、肌肉耐力、柔韧性等一般性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员制定居家隔离训练计划，根据运动项目技术特点和能量代谢需求，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精英运动员采取不同训练方式，尊重运动项目特异性原则，有助于克服生理适应性的消退。同时，精英运动员居家训练场所应配有心肺耐力训练仪器和抗阻力量训练设备，保持良好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水平是防止运动成绩下滑的基本前提。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是心肺耐力训练必不可缺少的训练手段，但要避免训练结束之后出现精疲力尽的现象，以造成免疫力大幅度下降而增大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抗阻力量训练（Resistance training：RT）是居家隔离训练计划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RT可克服因停止训练导致的肌肉萎缩，肌力丧失，神经肌肉接点的功能障碍。

2.3  精英运动员重返训练赛场需要考虑的指南建议

随着感染率的下降和隔离限制的解除，众多运动医学专家制定和颁布了精英运动员重返训练赛场（Return to play）的指南建议；由于各国疫情防控管理体制不同，各国运动医学专家颁布精英运动员RＴＰ的具体建议与措施也不同，但是集中讨论了新冠疫情下“如何”重启体育运动和“何时”恢复体育活动的指南建议（如：澳大利亚AIS framework：AIS指南框架；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建议和荷兰参赛筛查建议（PPS）等）。

各国精英运动员重返训练赛场之前会面临身体机能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心肺系统的临床医学检测和心肺运动测试），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运动员良好的身体机能投入训练与比赛之中。对此，可以参考伦敦大学体育运动与健康研究所Mathew Gwilson教授等人制定的重返训练赛场的指南建议，其建议如下：①对于没有新冠肺炎症状或体征的运动员，不建议采取任何附加的诊断步骤。②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运动员，即使他们已经完全康复，仍建议进行心脏评估，包括12导联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心动图。③对于症状持续（≥14天）的患者，建议进行广泛的诊断测试，包括心脏磁共振检查、心肺功能检查和24H动态心电图监测。④对于症状持续（≥14天）的运动员，肺部检查包括胸部X光和肺活量测定。如果出现肺部异常或血栓栓塞并发症，建议进行CＴ扫描和心肺功能运动试验。

3  新冠疫情下中国精英运动员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优劣势分析

3.1  新冠疫情下我国精英运动员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优势分析

3.1.1  “举国体制”是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坚强后盾

“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传统利器，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举国体制”的制度优越性确保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顺利开展。由于长期处于封闭集训（良好的环境因素避免COVID－19感染）和国家自上而下财政承办制度（物质因素促进动力源泉），促进了对我国精英运动员训练和竞赛等方面形成的一体化建设与服务。疫情严重国家的精英运动员只能被迫采取居家隔离休息/或训练，外界条件的限制使之只能保持基本体能和身体形态的训练。例如：美国女子游泳老将莱德基（5枚奥运金牌得主）因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只好在住所后院的泳池进行备战训练，场地设备远不能满足训练要求。

3.1.2  科学的医疗体系是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坚实支柱

中国面对疫情防控和疾病治疗展示了科学化的医疗服务体系，这为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提供了强有力医疗服务保障和卫生监督管理。医疗体系分别由医疗团队、医疗资源和医疗制度所构成。医疗团队揭示了新冠肺炎感染诱发的并发症对运动员具有潜在的健康危害。医疗资源，如核酸检测、心肌肌钙蛋白和心脏磁共振成像等临床医学测试常被用于诊断和评估精英运动员的感染情况以及身体机能。医疗制度保障了精英运动员在重返训练赛场前进行医疗评估、训练环境监控、跨区域旅行比赛的安全性能检测等，确保奥运备战和参赛的训练计划正常进行。

3.1.3  疫情稳定是中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优势保障

国内新冠疫情整体趋于稳定，对于我国精英运动员本土备战和参赛带了积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弥补竞技能力短板起到重要的作用。2020年4月，武汉的“解封”，意味着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全面拉开，国内的体育赛事活动也陆续举行。尽管东京2020奥运延期举办导致中国精英运动员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打破了以往4年为一个奥运周期的赛事体系和培养精英运动员的训练方案，但是抓住现有的疫情防控优势，为非优势的运动项目争取难得的发展机会，为新发展的技战术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打磨和提高。狠抓科学训练，积极筹备精英运动员备战和参赛所需的竞技能力，规划和调整训练计划，维持已有竞技能力的优势，补齐竞技能力劣势的短板，以期在巴黎2024奥运会中取得新的突破。

3.2  新冠疫情下我国精英运动员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劣势分析

3.2.1  周期缩短是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巨大挑战

东京2020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对于巴黎2024奥运备战和参赛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训练周期的缩短改变了精英运动员按照4年一度训练日程的备战，“4－1”奥运周期训练模式对于“老将”精英运动员和“新秀”精英运动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老将”精英运动员面对的是生理机能下降导致的竞技能力削弱的难题、“新秀”精英运动员迅速崛起带来的额外竞争压力、最佳竞技状态是否能够维持到3年之后的困惑，甚至伤病复发不得不提前退役的残酷现实。另外，对于“新秀”精英运动来说，训练周期的缩短会造成体能、技战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以至于奥运备战和参赛难以施展应有的“才华”。科学应对训练周期的缩短并合理安排训练计划，需要始终贯彻“金字塔”的训练模式并完善竞技能力子结构，培养“新秀”精英运动员具备化“危机”为“契机”的能力。

3.2.2  赛事重叠是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千斤重担

东京2020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7月举办，所谓的“蝴蝶效应”对全球体育赛事引发停摆共振，造成了原本2021年8月举办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延期至2022年6月，但于2022年5月6日，又再次作出延期决定。巴黎2024奥运会是否也会做出延期调整？如果奥运会与多项顶级赛事衔接太紧密，对我国精英运动员多重赛事的备战和参赛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精英运动员有其自身竞技训练的周期，赛事重叠带来的是体能的消耗、心理负担的增重、训练与康复的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根据大赛日历来安排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进程，灵活调整备战和参赛计划，积极调整心态应对多重赛事的训练任务，“以不变的努力”应对变化的赛事可能是当前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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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境外参赛是我国精英运动员奥运备战和参赛的严峻考验

积极参与境外体育赛事，与国外精英运动员进行竞技经验交流，是熟悉对手实力、提升竞技能力的主要途径，但是部分国家“躺平”式疫情防控管理导致了疫情常态化，以至于境外跨区域的备战训练和竞赛参赛成为疫情防控管理下的热点话题。例如：2022年3月22日，中国羽毛球协会决定退出瑞士羽毛球公开赛；连续两站比赛（德国公开赛和全英公开赛）部分队员相继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竞技状态和身体机能均有下滑。我国精英运动员采取“以赛代练”方式对筹备巴黎2024奥运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甚至对获取巴黎2024奥运会参赛资格、累计积分提升也有一定妨害。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下赛事的多变性，中国参赛运动员需要采取提前出国、国外集训、绕道参赛等方式，确保运动员参加国外大型竞技比赛，全方位提升竞技战斗能力，弥补运动员达到最佳竞技状态的差距。

4  新冠疫情下我国精英运动员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建议

4.1  加大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力度

保障运动员“生命健康的权力”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初衷，对我国精英运动员实行全封闭的管理模式，停止一切非必要的训练场地转移是卫生健康安全管理的体现。中国奥组委应该积极会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疾控中心，积极筹建关于疫情防控管理的数据库，建立应急指挥系统，开展大数据综合分析；为奥运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持。鼓励利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信息科技手段为中国备战和参赛的精英运动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建立电子病历、健康档案，将全员健康监测和预防保健相结合，体现了科技“战疫”的先锋作用。建立多部门合作平台，在社会组织参与下开展全社会行动，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能力，加快制定巴黎2024奥运应对疫情防控管理的指南建议。

4.2  加强体能训练弥补竞技短板

尽管我国精英运动员利用疫情防控的优势，强化弥补基础体能训练和专项体能训练的短板，不仅可以维持和提升专项竞技能力的综合表现，而且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但是要避免急于求成而违背身体机能的训练规律，造成免疫力下降而增加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密切监视运动员体能水平和生理机能状况。利用板块周期训练模式——高度集中训练刺激引起训练痕迹效应的叠加，为体能水平的改进提供足够的训练刺激。注重板块周期积累—转换—实现阶段特点，不同阶段实施“剂量－效应”应用，确保运动员在身体机能恢复的前提下从事高强度的备战和参赛训练，确保身体能力和功能维持在特定的水平之上。现如今竞技体育采取的是多赛制高强度的竞技比赛，高度发展的体能水平作为竞技能力表现和参战的基础，是在激烈的比赛中展示高超的运动技术和有效的战术配合作为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4.3  建立心理干预治疗工作平台

中国奥组委可邀约中国心理协会、国际心理学联合会和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建立中国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心理干预治疗工作平台。针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精英运动员诱发的不健康情绪情感问题（焦虑、抑郁和压力）、不良的行为现象（酗酒、赌博等）和跨区域的境外参赛（部分国家“躺平”的防疫）所引起心理恐惧，提供多种类型的在线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急救，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心理健康护理的信息，制定有效的心理干预治疗手段，帮助精英运动员建立善于应对逆境的措施。最重要的是呼吁精英运动员备战和参赛时应保持冷静，并强调运动员都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指引。鼓励任何因这次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而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精英运动员要获得安全、保护、关怀和人道的政策保障。

4.4  全面优化赛场竞技训练周期

根据国际奥委会颁布的指南，世界各国精英运动员需要遵守入境隔离14天的预防管理措施（抵达奥运比赛基地）；同时根据竞技训练的规律，赛前8—14天的减量训练（奥运比赛日期），可确定我国精英运动员抵达奥运比赛基地的具体日期。入境隔离（14天）期间可采取在线训练和虚拟训练维持和提升精英运动员的有氧耐力水平和一般身体素质，减少生理功能适应性的消退。隔离休息的结束（14天）到减量训练的开始（8—14天）的阶段称为重获竞技能力的“黄金时期”，此阶段早期以心肺系统为重点进行评估诊断，分析其身体机能水平和运动适应状况；中期和后期，以调整训练计划为重点平衡运动量与运动强度关系。可根据专项竞技动作的要求和能量代谢的特点，加大训练强度和逐步降低训练量，为竞技比赛期间赢得充足的体能和熟练的技艺，确保生命健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训练周期方案。

4.5  完善运动员持续性保障体系

东京2020奥运会延期举办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更重要的是保障精英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和职业发展延续。制定和完善保障性政策是精英运动员赛后延续生活和训练不可忽视的环节，同时也是备战和参赛下一届奥运会的开始。因此，提供赛后生活和训练保障、完善竞赛奖励机制、优化奖励方式和门槛，畅通就业和升学渠道，给予受疫情影响的精英运动员相应补偿，都需要政策制度的保障。

5  总结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不仅需要意识到居家隔离休息/训练的局限性，而且还需要预防/或消除精英运动员因生理和心理的影响而产生机能水平下降和诱发不良行为现象，这是世界各国精英运动员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精英运动员重返训练赛场是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唯一途径，应加快制定与完善我国精英运动员巴黎2024奥运备战和参赛的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把公共卫生安全的堤坝架设好、把体能训练和心理干预的前置作用发挥好、把权益保障的围栏建设好、把训练周期的服务体系完善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找到疫情和赛事、管理和服务中的最佳契合点，为运动员们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摘自：陈浩，新冠疫情下精英运动员的健康、训练及备战巴黎2024奥运会的建议——《成都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3

“以赛代练”与“以赛带练”的哲学思辨及应用思考

依据竞赛时间合理安排训练，是教练员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正是训练综合效应发展的客观性，使得训练科学分配显得尤为重要，比赛能力目标表现依赖于训练板块模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训练目的不仅是打基础、提体能、磨意志、升能力，更是不断缩小比赛目标标准实际差距的重要手段。因此，科学合理设计和执行训练计划对顺利完成训练任务、提升竞赛表现能力、缩小竞赛目标差距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参赛是执行训练计划的一个重要指标，必要数量的高质量比赛有助于提升竞技状态和引导最佳状态的发挥。比赛的主要任务是检测训练质量，展现竞技能力，取得优异成绩，达成预期目标。竞赛是训练为取得良好成绩的重要目标，获取的比赛成绩是身体素质、技术水平、训练情况、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也是竞技状态实时表达的结果。科学规划比赛，全面衡量身体机能、项目特征、竞赛层次等规划比赛，以最佳竞技状态参与到比赛中以提高竞技表现，是教练、运动员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训练是手段，比赛是目的，两者在竞技运动体系中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密不可分且相互依存的。训练为了比赛，比赛是检验训练成效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比赛才能够发现运动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通过再训练促进技战术、体能和心理等整体能力的提升，但比赛又不局限于发现问题，比赛还具备增强运动员竞赛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竞赛环境等训练无法超越的功能和作用。比赛带动了训练，甚至完全取代了训练。“以赛代练”与“以赛带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就两者之间的具体内容、适用对象、训练负荷、理论基础进行剖析，旨在启发“以赛代练”与“以赛带练”在竞技运动中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思考。

1  “以赛代练”的实质及内容

1.1  “以赛代练”的定义及适用对象

“以赛代练”，即用比赛代替训练，它是为了迎合比赛赛制变化以能够取得比赛总积分和总决赛的资格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此“练”所指的是不局限于专项训练的涉及竞赛规则和竞赛心理等的综合训练，并非普遍意义上的一般性训练，它也不再局限于过去所指的专项技战术、身体素质等训练。而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承受的极高负荷强度和较大的心理压力也对训练内容的安排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影响竞赛结果的因素也需要全面考虑，诸如竞赛规则、竞赛环境适应、心态调整、战术改变等等，以及竞技参赛学、运动解剖学、竞技心理学等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毕竟竞赛是一个由多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体。因此，要想承受“以赛代练”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安排，其参与对象须是经过系统性的科学严格训练的和未具备大赛经验或经历的高水平运动员，否则，很容易饱受因比赛而造成的运动伤病困扰，最终可能过早地退役，甚至结束运动生涯。

比赛是发现训练问题和检查训练效果的重要途径，专项训练是模拟比赛环境和解决比赛问题的重要内容。首先，竞赛对运动员产生的刺激和压力，不管是形式、内容，还是质量、深度，都不是专项训练所能比的，高素质的运动员对刺激要求更加专业、精准，这就需要高强度的综合训练才能使运动员做出正确良好的刺激反应。另外，“以赛代练”的运动负荷管理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运动负荷的大小对竞技能力、成绩好坏有着重要影响。运动负荷是本质，训练手段和训练方法是体现形式，不能将其看成同样问题，也不能将训练手段和训练方法机械地叠加起来核算运动负荷大小。应该把握住“以赛代练”的运动负荷是“训练负荷与比赛负荷”组成的内在统一体，参考比赛实战和专项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比赛强度、比赛级别、比赛层次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达到“以赛代练”的效果。

1.2  “以赛代练”执行的主线是系统训练理论

目标标准是目标结构的量值，目标结构则须在量值的约束下形成。在系统训练理论中，参赛目标都会被进行预先约定，而目标量值决定了目标状态的质结构。因此，不管是进行何种运动，假如预先确定了参赛目标，那么与成绩有关的神经工作效率、动作结构链也都会确认。换句话说动作链各个要素的秩序主要受到量值的影响，各个成分在量的时序区间中每一个瞬间都有一定量值的定态，也就是目标量值决定着所有的动作链结构秩序。

系统是在时间发展中，参考竞赛目标的实际要求，使用专项成绩目标标准定标，参考组织动作链相关运动、人体生物元素训练、生物经验调适竞争自组织演化规范，构建一个存在涌现性特点、目的性主动经验细胞网络，以细胞网络系统的时间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量”值外标。

“以赛代练”的训练反映的是为了达到竞赛目标量值的细胞网络系统的生物本质，其最终目标满足竞赛目标标准要求，因而在训练原理和竞技目标系统的含义上表现一致。为了防止发生人身伤害、获得良好的竞赛效益，各种竞赛都应该遵守生理学的系统原则，并与目标表现优化训练模型OPT model原则的系统性发展保持一致。目标表现的优化OPT model理想模型实际上是分层递阶实现目标动作链表现功率最大化的实用模型，是推动“以赛代练”向目标结构标准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方法，一方面与系统训练需求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符合目标整合优化训练原则。

1.3  “以赛代练”不局限于专项训练的涉及竞赛规则和竞赛心理等的综合训练

“以赛代练”强调训练手段的时序结构、比赛标准、竞争经验叠加，注重持续性的且系统性的专项要求以实现目标最佳表现，它突出目标达成的生物专一性。它基于目标表现状态对经验标准的持续系统要求结构的高质化量值，目标结构必须在高质化量值的条件下完成，目标标准必须在比赛全程中约束高专项化训练的所有集成要素，它强调目标结构与目标标准生物逻辑的高度关联。其运动量与训练强度接近甚至超越了负荷所能引起的生理随动反应的界限范畴。比赛过程中，比赛“结构与强度”共轭并依对抗程度变化发生动态累积，不断通过比赛信息的竞争性自组织而形成特定的生物反应结构秩序（比赛能力），结构的实时表达为竞技状态，强度的承受能力为状态内容，最终集中为成绩表现的综合反映。

“以赛代练”本质上是对提前设定的目标成绩定态结构形式的成绩“量”值训练，其“量”值的重复是最接近目标“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运动员角度分析，在确保竞技活动恢复正常的情况下，随着“以赛代练”“量”重复的次数的增加，接近于“质”结构的目标形式和稳定性也会随之提高，最终所表现出来的竞技表现越佳。如：德约科维奇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和竞技状态合理定位赛程，以ATP大师赛为积分点，科学安排赛程。多年来，他的赛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1000分大师系列赛；另一个是ATP500，这种赛程设置非常科学，也比较有针对性。首先，以ATP大师系列赛为核心，为参与比较重要的竞技比赛提供良好的条件；然后，ATP大师系列的重要等级排名第二，第一是世界大满贯比赛，这里汇集全球范围内的高水平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能够积累更多经验；此外，很多ATP大师系列赛能够锻炼德约科维奇的心理素质和竞赛技能，尤其被动局面下的抗压能力可以得到加强，发球技术和非受迫性失误的稳定性也将得到大幅度提升。2017下半年、2018上半年由于肘部伤势的影响，德约科维奇缺席了5场ATP大师系列赛和2017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积分排名直线下落，竞技状态出现了暂时性的下滑。2018年再次回归赛场之后，德约科维奇慢慢走上了巅峰，虽然比赛的中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参赛目标出现了重大调整，即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技术战术要求不再是原来的稳妥形式，逐渐向着精准多变的方向发展，2020年2月，德约科维奇打败了蒂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澳网“八冠王”，他的职业生涯大满贯数量达到了17个。到2020年3月，德约科维奇得到了人生中第79个单打冠军。因此，在赛事愈发密集的情况下，为保证“以赛代练”“量”的重复次数逐渐增加的同时促进其“质”结构目标形式和稳定性的提高，需结合高水平赛事科学合理地安排赛程以促进最终形成良好的竞技状态。此外，科学合理地安排赛程也是遵循“以赛代练”符合系统训练原则的重要保障。由此可知，科学合理的赛程安排是德约科维奇获得这一伟大成绩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一环。

2  “以赛带练”的实质及内容

2.1  “以赛带练”的定义及适用对象

“以赛带练”即以比赛引导、带领、促进训练，以实战为重点，为提高比赛水平、激发训练热情、改善竞技状态为目的，使得运动员取得更好的成绩。“以赛带练”借助比赛反馈各项信息，对训练安排做出优化调整，进一步提高竞技比赛水平，是训练和比赛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循环体系。借助比赛找出训练中的缺陷与不足，对训练计划、训练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改。笔者认为：“以赛带练”中的“练”所指的是结合赛事层次划分的以专项性训练为主的具有反馈性质的训练。

根据赛事的重要程度有针对性地参加比赛在各项目中已得到了广泛地普及与应用，而针对赛事层次科学合理地安排“以赛带练”是提高运动员运动成绩的重要保障，优秀的身体、高超的运动技术是获得良好竞技成绩的重点。“以赛带练”需要管理好比赛次数、比赛频率，合理安排比赛，不能对整体目标产生不利影响。针对不同的比赛，其比赛频率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考虑自身情况、队员状态、身体素质合理安排。“以赛带练”的理念，一方面是源于促进技战术水平全面提升和运动员自身竞技能力水平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各个运动项目职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

2.2  “以赛带练”突破周期训练理论和板块训练理论的束缚

依据人体状态的周期性变化特点，马特维耶夫把人体竞技状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获得”；第二阶段是“保持”；第三阶段是“消失”。在初期训练阶段通常以一般训练理论为线索开展全面身体素质训练，到了后期才能落实专项技术训练。但是在当前竞技体育的影响下，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是和谐统一的，一方面要确保身体素质满足专项竞技比赛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个人特点的专项技术要求，前期阶段的体能与技能的相互转化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内容。在准备期突出量的训练，比赛期注重强度的训练，过渡期则重视身体机能的恢复。其核心内容是从训练学角度给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训练目标、训练内容、训练任务，形成了训练周期的固化模式，而这种模式并没有建立在运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缺乏有关人体运动的生理学、运动生化机制、运动力学特征等方面的理论支持。周期训练理论只是从教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对竞技训练过程进行了解释和归纳，对不同运动器官和系统对训练产生的不同应激反应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未能进行深入分析。不同训练阶段的“一般与专项训练”“负荷量与强度”的宏观定位及其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对应关系没有相应的基础理论支持，机体训练应激后的“改变－适应”机理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随着运动竞赛与专项训练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多赛次、“以赛带练”的局面和特点，该理论对训练内容的专项化、训练目标的模型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多频次的比赛项目、超高的比赛强度、激烈的比赛竞争对竞技训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设置科学合理、严谨高级地训练模式。例如在训练准备阶段适当提高训练强度，使得训练负荷呈现出波浪型变化，推动负荷属性向着竞技比赛的方向发展，采用更加专业的训练方法。由此，周期训练理论已经无法适用于现代竞技训练，出现了解释不足，指导性有限、与实践脱节等实际问题。板块训练理论在此背景下由Issurin等人提出，该理论颠覆了周期训练理论的常规训练和专项训练、训练量和训练强度的认知，把周期训练理论修改为在不提高训练强度负荷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某种技能的训练方法，依据训练特点以及运动员的实际特征，确定重点训练的能力与内容，深入思考各个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确定某种竞技能力和身体素质的训练目的，在准备期使用3—4个板块，全部融入整个训练周期当中。在不同训练负荷和目标的转化过程中，妥善处理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相分离的缺陷，与周期训练理论的差异在于：模块训练理论可以在准备期内规划比赛，在比赛期设置重要的训练内容。与周期训练理论对比，板块训练理论有着显着的特点。

因为长期的低水平应激难以适应高强度的竞赛刺激，严重者会出现难以预料的身体伤害。由于准备阶段、比赛阶段的负荷强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可能会发生身体恢复能力难以满足高强度比赛的情况，导致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竞技能力大大减低。由于机体对训练刺激产生的应答具有极强的专门性，接受了训练刺激的组织和系统必将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一旦刺激的强度超过原有的专项适应水平时，原有的内在平衡必将打破，机体将在高层次上形成新的平衡状态。“以赛带练”主要特点体现在“集中负荷效应”上，即将对比赛成绩具有关键影响的素质以“单元”形式集中插入比赛当中，在确保比赛负荷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该素质的强度负荷，通过对它的集中训练和重点发展，实现专项成绩的提高与突破。

2.3  “以赛带练”体现的是反映专项特征的特指性负荷

“以赛带练”最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适应综合症；另一个是痕迹累积效应，它注重的是总体负荷的变化情况，集中体现在负荷阶段训练设置过程中“运动量与训练强度”反变关系的应用，对训练标准或者目标结构的运动负荷有明确的规定。一般会使用心率变异性、能量消耗、速度功率、肌酸激酶、心率等数据来反映训练强度，利用重复周期、训练总时长、重复组数来反映训练量。多年的总体计划涵盖了基础年、比赛年、提高年等多种内容。年度训练计划分为夏训、冬训等不同阶段。以比赛任务为核心，训练周期细化分解为准备期、恢复期、赛前调整期等多个阶段，将比赛期再细分成储备期、转化期、赛前期、参赛期4个时期。结合训练生物效应体现出来的特指性特点，分阶段、分时期安排训练内容，采取反映专项特征负荷的组合训练手段，多元目标训练至赛前进行状态调整。“以赛带练”：从范围上，反映专项特征的内在生理、生化特点，实现专项能力的提升；从形式上，通过赛事不断的动态累积，实现比赛能力的全方位提升；从程度上，专项能力的提升远超过了一般或项群能力的提升。

3  “以赛代练”与“以赛带练”的应用思考

3.1  “以赛代练”的应用思考

3.1.1  围绕参赛目标科学设计分层递阶叠加路径

人体对运动训练刺激出现的反应行为，实际上是人体各个系统和各个组织相互影响、自主协调、自主竞争的行为过程。运动训练是施加刺激载荷的方法打破人体机能的平衡状态，迫使人体向较高的机能水平转变，形成适应性结构的行为过程，而适应实际上是训练过程中机体有序发展、相互协调的动态变化。

合理规划分层递阶叠加路径，弱化大周期，突出小周期的职能作用。运动负荷强度是竞技体育比赛的核心内容，运动员在竞技活动中拼的是高强度载荷承受能力，只有根据项目的专项要求合理地安排少数的高质量比赛，人体机能才能激发竞技比赛的需求，强化人体机能的比赛负荷承受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以确保训练量和强度负荷的协同发展。小周期、短节奏、多课次的训练特征，能够使运动员时刻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从而有效提高比赛适应能力。小周期训练理论十分注重小周期训练的独立性，突出了训练项目的实际效用，使得运动员有能力应付持续不断的比赛。机能能力发展双因素模型指出：机体在负荷的刺激下会同时出现疲劳和适应两种反应，其会根据负荷的大小而变化，在高负荷训练的情况下疲劳曲线高于适应曲线，随着负荷的下降适应曲线会逐渐与疲劳曲线交汇，交汇点即是最佳竞技状态的临界点。例如苏炳添使用的就是小周期训练，一个小周期训练时间是7天，一个周期中设置了7次训练课程，小周期是训练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刘翔使用的也是小周期、高强度的训练，因此刘翔的训练始终非常稳定。此外要在训练过程中妥善解决竞技问题，尽量不要在效率低的训练活动中消耗太长的时间，这与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保持一致，这也是刘翔获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3.1.2  围绕专项能力整合优化多元进级提升策略

因为不同的素质和能力适应性提高，在生物学方面的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每一项素质和能力在加载负荷—疲劳衰减—身体复原—适应中循环，但是各个环节的时间周期是不一样的，如果某项素质和能力缺乏充足的恢复时间，这种素质和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是所谓的训练“置后效应”，特别是对专项能力有着强大的支撑能力。如“金字塔模式”“两极化模式”的少量突出强度训练为重点的负荷节奏对专项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通过大量的有氧训练有助于维持基础能力水平，同时有利于保证大强度训练的质量和效率，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保证机体机能水平的快速恢复，从而使整个训练过程处于良性适应状态中。所以应该依据单一核心能力的特点合理设置训练时间，大大提高运动员的核心能力，进而提高运动员的适应能力。从生物学适应原理层次分析：单一的素质和能力适应性提高所用的时间周期，采取专项能力多元进级提升策略，对于周期训练准备期强调的各素质和能力的平衡发展，一方面训练时间上更加容易把握和控制，另一方面专项核心能力对机体所造成的疲劳影响也相对较小。

围绕专项能力，采取专项能力多元进级提升策略，对训练方法、负荷专项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有确保身体素质受到了专项刺激训练，才能拥有良好的刺激反应。确保刺激强度超过专项适应能力的界限，才能突破传统的稳定状态，使得身体平衡再上一个台阶。

3.2  “以赛带练”的应用思考

3.2.1  根据目标整合训练指导思想优化竞技表现训练模型

目标整合训练和竞技能力优化训练模型，是将目标训练过程当成一个系统完整、周期分段改进各方面技能的理论模型，具体涵盖了身体功能性、身体左右侧力量平衡、循环呼吸耐力等。参考目标整合训练的整体功能性的理论指导，将训练任务分成几个阶段，进行竞技表现能力优化设计，以实现动作链功率最大化。这实质上是根据竞赛目标的表现要求，以专项训练为目标标准的，按照生物细胞适应网络结构不断演化和组织动作链相关运动功能而进行的“量”值训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竞技能力优化训练模型的应用与目标整合训练思路需要保持一致，训练结构目标化体现的是竞技表现训练的精准化，训练“目标时序化”是训练精准化效果形成的时间基础。只有精确标准的稳定时序效应，才能获得良好的目标整合训练效果，因此竞技表现训练模型的优化要有标准统一的稳定时序训练模式，在过程标准稳定的时序性和整体性中加以训练，进而拥有更加稳定良好的竞技状态。

竞技目标成绩整合优化训练模型是系统训练的一种训练表现形式，它具有时序、标准、反馈、训练环境变化等多种组合意义。竞技目标成绩整合训练模型优化不当，最终容易导致竞技训练实践中竞技目标状态的不稳定与过度负荷表现。只有运用突出专项特征的训练任务以“目标优先”的形式贯彻比赛之中，注重训练强度和负荷集中效应的原则，加强竞技表现训练模型可操作的指标量化合理控制，以便于将训练实践问题专项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3.2.2  根据竞技能力优化目标思路设计“改变－适应”训练周期模式

以专项能力为中心，在不断打破机体平衡状态下施加负荷，使机体内外产生新的变化；在连续适宜负荷作用下，让机体形成新的平衡，从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适应过程。板块间负荷特征不相同、负荷程度不一致的素质和能力的恢复与连接的问题得以解决。因为训练模式一直以来比较重视专项素质和能力训练。所以板块组合训练对保持长期、持续性比赛的能力为能够量化分析的体能类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机体各器官系统受到外来刺激时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在反复施加负荷的条件下会出现“适应”反应，主要体现在肌肉运动支配程序的改变与适应、能量储备能力的增加与优化、神经肌肉系统结构的调节与优化。

板块训练周期模式通常是大周期训练人体效应的实证逻辑批判，因为“高质量的专项化集中安排训练负荷的训练模式”能够反应出专项化训练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比赛目标状态结构生成生物过程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原则。训练板块内容、结构与标准、时域有效性的生物效益发展方向和竞赛时间轴标准应该相互协调，只有在板块训练的基本内容处于被目标系统约束的状态下并按照整体系统功能要求实施时，参赛预期目标才可能接近或者实现。参赛目标（板块训练内容）优势，是竞赛目标系统自组织改造的充要条件。板块训练分期思路与竞技能力优化目标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务必遵循系统性原则，从而保证框架（板块内容）遵守目标定态开展系统训练过程中，以形成正序反应。只有不断地以刺激的累积效应为基础，实现机体器官形态的“代偿性”改变，才能实现功能上的最终改变。

4  结语

随着赛事频次增加、赛事激烈程度提升、赛事复杂程度加大，立足以赛事为中心，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剖析运动训练中的比赛问题和比赛中反映的训练问题，对提升训练质量和比赛整体竞技实力表现非常有必要。重视和加强新赛制大周期体系下的小周期训练实践问题研究，区别训练对象、训练目标、训练任务、训练组合，采取“短短结合”“长短结合”训练形式，充分发挥“以赛代练”和“以赛带练”的功能和作用，以实现训练提升比赛、比赛促进训练，使比赛与训练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且积极互动的闭环体系中实现效率最大化。不管是“以赛代练”、还是“以赛带练”，由于机体对比赛刺激的应答方式不同，机体有一个独立于“适应储备”的“现时机能容量”。“现时机能容量”决定了可调动支配的“机能储备”上限，当“机能储备”的预留空间越少，则表明比赛负荷量比较科学且高效。因此，以生物学的“应激”理论来探讨“现时机能容量”的实际运用效果，对指导和提升“以赛代练”和“以赛带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自：邓万金，“以赛代练”与“以赛带练”的哲学思辨及应用思考——《成都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3

权利义务关系视角下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及其基本原则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分析

在数据驱动生活的今天，数据更像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而不只是21世纪的“石油”（布拉德·史密斯等，2020），大数据已经从一种数据处理模式变成了当下的时代特征（韩旭至，2018），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时代已然到来。数字技术以其多元化的方式运用于包括体育竞技、体育参与、体育消费等在内的体育领域中。数字技术和体育的交互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与传统物理世界的体育行业所不同的现代体育，我们可以“数字体育”来描述跨学科的理论互动和现代体育的数字技术发展。

对于“数字体育”的具体含义，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张立等（201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阐释了“数字体育”：广义的数字体育指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等软、硬件技术为手段，对体育过程及相关因素进行信息采集、整理、加工、建模等数字处理，以达到管理、体验、传播体育等目的的体育及其相关活动；狭义的数字体育指被数字化的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行为的数学建模、虚拟体育仿真、数字运动项目（如电子竞技）等。广义或狭义理解上的数字体育都强调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新型技术对传统领域的摄入、影响、交互和融合。Osmond等（2015）认为，数字技术具有挑战、动摇和重新创造历史的能力。Pope等（2009）则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改变体育运动的组织、生产和分布，但它的影响是进化式的而非革命性的，是强化型的而非创造型的。创造型说和强化型说的辩争共同指向了数字时代对于体育行业的巨大影响这一事实。我国相关部门亦对数字体育的发展予以了极大关注，在其出台的规范文件中强调了体育竞技表演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要求竞技体育要发展和融合包括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内的高新技术。

大数据技术常应用于竞技体育比赛、日常运动训练及预测运动员身体状况，还可用于体育违规与体育犯罪行为的防范、体育比赛转播等（杨春然，2018）。数字技术在竞技体育的具体应用中，围绕运动员数据展开的流程化的数字处理位于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化的关键位置，构成了数字体育的基础。数字技术发展下数据处理的法律规则也在各方博弈中形成和发展，类似运动员个人数据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谁享有运动员个人数据的所有权、运动员个人数据如何共享和使用、谁有权控制运动员个人数据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摄入而愈加凸显，数据处理成为权利体系下回答以上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除体育领域外的一般社会领域，围绕数据处理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和实践交互影响的框架和模型。体育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社会下产生了关于运动员个体数据的生成、收集、使用、传输等一系列与传统体育所不同的新环节和新问题。在“数据驱动经济”的社会背景下，竞技体育领域在数据竞争和数据合作这一对立统一的价值观中博弈，运动员个体数据的处理已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社会特殊领域的体育领域，对于一般社会领域中数据处理理论和模型的一般化借鉴和具体化发展将成为运动员个人数据妥适化处理的必然路径。由此，本文将在一般社会领域和体育领域的双向互动中，基于广义数字体育视域围绕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视角具体展开。

1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概念界定

1.1  运动员个人数据的涵义及其分类

学界对于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之间的涵摄关系有不同认识，主要分为个人信息包括个人数据说、个人数据包括个人信息说、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交叉说等学说，各国在立法中也存在交互使用数据和信息的情况，如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等国以“数据”来表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齐爱民，2009）。本文采认个人信息包括个人数据说，即认为个人数据是特殊的个人信息，信息的外延大于数据（梅夏英，2016），数据只是信息表达的一种方式，除了电子数据外，信息还可以通过诸如纸张、音响等传统媒介来表达（陆小华，2009）。由此，对于个人数据涵义的厘清，首先需要对其上位概念即个人信息有所理解。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指的是已识别或者能识别自然人的任何信息。可识别性是法律意义上个人信息与其他信息的本质区别，是个人信息的本质特性。需要注意的是，可识别性包括独立的可识别性和结合的可识别性，亦可称为直接的可识别性和间接的可识别性。前者指的是某项个人信息可以直接单独指向具体个人，与个人发生特定联系；与此相对应，后者指的是某项个人信息虽无法独立地指向具体个人，但通过与其他信息的关联和结合，其具有间接地与个人发生联系的能力。如果某条个人信息具有完全的匿名性，或者具有不可逆地阻止识别个人身份的属性，则该信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所以，可识别性使得个人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属性，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由此呈现出一定的强制性效力和公共利益特征。

作为下位概念的个人数据，指的是通过现代高新技术以电子数据方式保存、记录、读取的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数据”侧重于突出载体或媒介本身，而“信息”强调的则是所要传达的内容与本质。因而，信息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它不只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来呈现，也可以借助其他的媒介（劳东燕，2020）。与个人信息一样，可识别性为个人数据的本质属性。当然，对于个人数据而言，是否具有可识别性会因技术发展而有所弹性，比如可能基于爬虫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在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下产生相异的判断。换言之，个人数据的范围会因为可识别性的技术化发展而产生变化。总体而言，在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将有更多的数据获得可识别性能力，个人数据亦具有与生俱来的技术烙印。就其类型而言，个人数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一般数据和特殊数据。特殊数据又可称为敏感数据，相较于一般数据，其呈现出更为明显的隐私性和敏感性，应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一般认为，种族或族裔、政治见解、宗教或信仰、工会会员资格、个人健康情况等均属于特殊数据。具体至运动员个人数据，可以认为其指的是运动员相关体育事实和活动的数字化记录，初步包括运动员身份信息、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运动员技术动作信息和运动员健康生理信息等（徐伟康等，2019）。而在运动员数据的分类上，运动员的年龄、身高、体重等较为常态化的数据，比赛成绩、训练成绩等较为暂定化的数据，可归入一般数据类别，而运动员的生物识别数据、健康生理数据等具有明显的隐私性和敏感性的数据可被归类为特殊数据类别。需要强调的是，个人数据类型化本就是一项弹性的概念和制度，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类型而言，在类型弹性化基础上应吸收体育行业的特殊因子，如考虑各类体育项目的具体需求或基于不同职业化程度的特别考量而予以特殊化建制。

1.2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内涵及其外延的厘清

数据处理是对运动员个人数据施加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具体方式。那么什么是数据处理，或者说数据处理又涵盖了哪些具体行为？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据处理是一种全过程性概念。数据处理并非节点性概念，如果说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公开等是强调节点性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数据处理就具有明显的全过程性意义。其次，数据处理是多行为的集合体。数据处理涵盖了从收集数据开始的一系列对数据进行存储、管理、使用的行为，是多种行为的集合体，其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节点性行为方式。最后，数据处理由多方主体参与。数据处理的全过程性和行为集合体属性可以自然引申出数据处理的主体多元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草案”中的“个人信息使用”改为“个人信息处理”，并明确规定“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相应的主体范围亦包括数据收集者、存储者、使用者、加工者、传输者、提供者、公开者等（刘韵，2020），即数据处理是由多方主体展开的一种多行为、全过程性概念。

2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关涉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2.1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主体及其分类

运动员数据处理主要包括运动员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和使用等具体行为。一方面，实施运动员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和使用行为的主体之间可能存在交叉，比如俱乐部收集运动员数据后又对数据进行存储、传输和使用。另一方面，实施运动员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和使用行为的主体之间又可能存在区别，比如俱乐部委托第三方体育数据收集机构对数据进行收集，而后转交俱乐部予以存储，俱乐部在特定时候将数据传输给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如赞助企业等进行分析和使用；又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委托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IDTM）提供兴奋剂检查服务，IDTM承担了包括运动员个人数据收集、保存、运输、分析等在内的行为。

尽管在不同具体情境中存在具体化的不同主体，但大体上可将运动员数据处理过程涉及的主体分为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数据主体指的是相关个人数据所指向的运动员个人，他们是数据的提供者或被收集者，是相关数据可以识别的具体对象，主要指的是运动员。数据控制者指的是可以决定如何以及为什么处理个人数据的主体，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控制权。对于数据控制者的理解，本文采用广义的解释论，即数据控制者是除了数据主体之外的其他对数据施加行为的主体，包括狭义上的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质言之，广义上的数据控制者进行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公开等具体行为。申言之，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的范围在具体不同情境下涵盖了体育俱乐部、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国际或国内单项体育协会（如国际田径联合会、中国足球协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体育博彩公司，甚至是体育市场开发领域的体育设备供应商、体育游戏设计方等。

2.2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2.1  应然视角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上对于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主体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是围绕两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展开。从应然角度来看，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主体之间应互为权利义务关系。举例而言，作为数据主体的运动员，应负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符合要求的相关个人数据的义务，如作为“飞行检查”前提和基础的“行踪规则”要求运动员上报自己真实的住宅数据、作息数据、行踪数据等，以便于兴奋剂检查服务机构及时、准确地收集血液样本、尿液样本。与运动员提供真实数据的义务相对应，数据控制者就享有相应的及时获得运动员真实个人数据的权利。当然，作为数据控制者而言，在处理运动员个人数据过程中应满足相应的合规性要求，承担一系列合规义务，运动员亦因此享有相应的作为数据主体而被赋予的权利，如WADA制定的《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ISPPPI）第5.4条要求反兴奋剂组织应公平、准确和完整处理个人数据信息，其承担着公平、准确和完整处理运动员数据的义务。

2.2.2  实然视角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首先，作为数据主体的运动员和由包括体育管理机构、俱乐部等在内的数据控制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势力差。运动员不履行相关数据义务或者瑕疵履行数据义务，将承担的责任或者处罚是明显的、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如兴奋剂纠纷的归责原则一般采取严格责任原则，涉嫌违规运动员的免责条件受到严格限制。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情形除了在样瓶中检测出违禁物质外，《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第2.3条、第2.4条、第2.5条分别规定了逃避、拒绝和未能提交样瓶违规、行踪规则失败违规和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理程序违规等，即以上情形均可推定触犯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行踪规则失败涉及运动员提交包括家庭住址等在内的相关数据的准确性义务和及时更新性义务，而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下，并不需要考虑运动员提交相关数据的主观过错情况。在目前的国际反兴奋剂体系中，运动员个人在强大的体育组织面前是弱小的，尤其是严格责任的实行，运动员对抗规则可能要付出禁赛的代价（韩勇，2020）。

其次，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非对等。作为被管理方的运动员相较于作为管理方的数据控制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能够享有的实质性权利较少。从数据处理的特性而言，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具有二次利用以及永久保存的特性（王秀哲，2017），运动员个人数据在由运动员主体提供至数据控制者后，在后续数据处理的实在推进中，运动员主体似乎已经与个人数据失去了有效的、实质的联系。由于运动员的数据并非自己控制，体育组织或数据服务商如果向第三方转让运动员的数据，运动员也无法对此施加任何实际影响（徐伟康等，2019）。从主观上而言，信息承载量“微小”的每一项具体数据似乎难以激发运动员去控制和主导的意愿；从客观上观之，因运动员数据处理的多层级化、强流动化、高技术化所形成的专业壁垒，是运动员个人难以涉猎的具体领域。

3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规则选择和适用

在运动员数据处理领域，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在实然层面的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与一般自然人相比，运动员的权利义务兼具一般公民社会所赋予自然人的普遍性特点，同时又呈现出体育行业给予的特殊性要求。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在一般自然人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摄入体育行业的特殊因子。换言之，运动员数据处理的法律适用应在自然人数据处理的原则上予以体育行业的特殊化考量。由此，对于一般社会领域相关规则的选择和适用，成为厘清和具体化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中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

3.1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国内法律规则适用

运动员个人数据是主要从事竞技体育活动的自然人的相关数据，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首先要遵循现有一般法律规则。当然，目前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范已经形成了专门法规与部分条款相结合的立法体系模式。我国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专门法律规范主要是尚在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关涉个人数据保护条款的其他法律规范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①、《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③等。《刑法》适用于严重的个人数据违法行为，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且至少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入罪。但运动员个人数据在更多时候涉及的是私权利益，难以进入《刑法》视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限定在消费者领域，具有特殊法地位。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所涉及的主体间关系并非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运动员数据控制者和运动员之间多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他们在数据处理问题上难以适用消费者领域的数据保护规则。《网络安全法》立法目的主要在于宏观层面的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等，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上升至国家安全领域层面。由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正式施行之前，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所适用的国内法将围绕一般意义上的、私权领域的、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为立法目的的《民法典》展开。

3.2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国际法律规则适用

由于《民法典》并非是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专门立法，其中相关规定具有普通法的一般化性质，就其条款内容而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另外，体育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化趋势，特别是在体育行业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行业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跨越一国国家管理权限范围或者超出某国国内法适用的趋势。就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而言，其跨区域性和国际性更为明显。比如，国际赛事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体育协会组织、在不同国家（地区）举办、由不同国籍运动员参与、关涉不同国家赞助商的利益等。体育行业对全球性的、统一的法律制度的需求更为迫切。尽管国际法本身不成体系（王秀梅，2006），有无存在强制性的国际法仍存在争议（何志鹏，2018），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国际合作仍是主流的国际体育领域中，将相关国际规则、区域性规则纳入本国立法或本国相关主体行为模式的考量和参考中，仍然是必要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范围内，欧盟于2018年5月25日施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而之所以将其作为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国际法律规则参考和适用范本，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第一，欧盟是全球范围内最具有统一性的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制定的规则在区域内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从历史进程而言，欧洲一体化是欧盟成员国社会及政治组织形式更新和公民身份重构的进程。尽管存在以欧盟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和以成员国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之辩争，但是团结原则自《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以来即从法律原则和具体规则两个层面充斥着欧盟法（杨国栋，2020），一体化是欧盟的最大特点之一。在全球化步伐的推进以及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数据收集、访问和使用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和技术支撑，跨越国界的、统一的数据保护规则成为需要。GDPR即在此种主客观需求下应运而生。申言之，在欧盟成员国国内法和欧盟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优先性问题上，欧盟条约和欧盟立法在各成员国具有直接适用性，无需成员国启动转化程序，即国内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直接适用，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在国内法院直接援引（《国际公法学》编写组，2016）。所以，GDPR在欧盟范围内具有整体约束力，对于成员国而言，其具有直接效力，无需进行国内法的转换程序即可直接适用，该条例极大地提高了欧盟成员国在数据保护方面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当然，GDPR也允许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更为具体的规则，如劳动者的数据处理等。

第二，包括欧盟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于国际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以通过国际体育中心城市理论予以阐述。国际体育中心城市（Global Sports City）指的是在当今世界对全球体育生态、体育事务有重要影响的一类城市，其既是全球主要体育活动的区域节点城市，也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鲍明晓，2010）。纽约、巴黎、悉尼、伦敦、巴塞罗那和墨尔本是当前世界公认的国际体育中心城市（宋忠良，2012），可以看到近一半位于欧洲。以英国为例，虽然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进入脱欧“过渡期”，并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完成脱欧，但欧盟对英国的约束力特别是法律约束力仍然存在。而且英国在2018年颁布生效的新《数据保护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2018），其立法目的之一即是在脱欧后确保英国与欧盟相关贸易的持续性、开放性，该法律文本亦明确表明引入GDPR相关条款。另外，虽然国内外学者并未形成统一的关于国际体育中心城市的衡量标准，但国际化体育组织的数量及其影响力、体育赛事的数量及其影响力应是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李先雄等，2017；陆乐等，2019）。陆乐等（2019）对比了伦敦、巴黎、东京、纽约和上海5座城市体育产业的发展，在国际体育组织吸引力方面，伦敦、巴黎和东京吸引了众多国际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赛事吸引力方面，巴黎仍旧表现最优。可见，国际体育组织数量和国际体育赛事数量保证了欧洲国家在国际体育领域中的关键地位。国际体育组织具有控制全球相关运动项目运动员数据的权力，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亦能推动运动员个人数据的跨境处理，所以，国际体育组织数量和国际体育赛事数量是衡量该地数据法规在体育领域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第三，包括欧盟在内的欧洲地区是数据保护法律规则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数据保护领域的相关规则及其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非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参照和移植的母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通过计算机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况逐步增加，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的推动下，跨境贸易进一步促进了信息共享。而在大型机及电子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下，政府管理部门、大型企业通过建立数据库以进一步收集、处理和共享个人数据。具体而言，欧洲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早注意到个人数据保护的地区，德国黑森州在1970年引入第一部现代隐私法——《黑森州数据保护法》（Hessisches Datenschutzgesetz）；1973年，瑞典制定了《数据法》（Swedish Data Act1973）；1979年，奥地利、丹麦、法国、卢森堡和挪威颁布了“通用数据法”；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通过了《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1981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从德国《黑森州数据保护法》开始，欧洲各国及欧洲的相关国际组织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方面已有数十年历史，相关法律文本成为他国制定相关规则的参考。

第四，GDPR适用范围的泛全球化。GDPR强调其适用于以下情形：在欧盟境内设立的组织，或虽未在欧盟境内设立但其为欧盟境内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对欧盟境内个人进行监控。许可（2019）将GDPR的管辖原则界定为“保护管辖”，以区别于管辖范围更广和更为任意性的美国《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The Cloud Act）的“长臂管辖”，但保护管辖相较于传统的更具确定性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在客观上扩大了实际管辖和适用范围。例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管理的位于欧盟境内的个人（运动员、裁判员等）及会在欧盟境内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下的涉及全球运动员参加的相关比赛的数据，其数据处理环节不可能摆脱GDPR的管辖。由此，即便是其他并未在欧盟境内设立相关机构的组织、企业等向欧盟境内的个人如运动员、体育管理者、俱乐部成员行使管理职能，或者提供免费或付费服务等，均可能触发GDPR的适用。GDPR虽非国际强行法，但其在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性法律（裘韵，2019）。

4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价值导向和基本原则

基于GDPR适用的广泛性，全球体育领域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将受到GDPR相关规定的约束，对GDPR的参考和借鉴是各国立法者特别是体育领域相关规则制定者的必然选择；对GDPR相关条款的遵循是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的行为导向，是判断其有无合规处理运动员个人数据的衡量标准。另外，我国《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个人数据的相关规定虽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其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起着引领作用。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出台之前对《民法典》的相关条款予以分析，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由此，围绕《民法典》和GDPR厘清在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中各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阐释其中蕴含的基本原则，将有助于建构和形成我国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的价值标准和实在路径。

4.1  价值取向：数据主体权利的扩张和数据控制者义务的强化

虽然运动员对于个人数据的控制是保护运动员人格权益、财产权益等基本权益的有效途径，但正如前文所述，运动员对于其个人数据的控制在主观和客观上存在“控制无能”的现实困境。这导致在实践层面，运动员数据控制者对于数据的控制存在侵犯运动员基本权益的风险。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核心利益追求，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辜德宏，2016）。而在运动员个人数据领域，数据控制者和数据主体之间亦存在一定张力。《民法典》和GDPR为我们从整体上平衡两者关系提供了价值导向。

一方面，应强调和扩展作为数据主体的运动员对于个人数据所享有的权利。例如，《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详细阐述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在条文设置上，立法者有意将“个人信息保护”从“隐私权”中抽离出来，两者之间的区隔表述表明了立法者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和强调。《民法典》第1034—1039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强调了个人信息的受法律保护性。虽然并未将个人信息升格为“个人信息权”，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强调表明个人信息至少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引入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指引了方向，国家保护个人信息已是大势所趋。在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具体权利上，《民法典》第1037条赋予个人以一定的信息决定权，即数据主体享有对信息的查阅、复制、异议、更正、删除等权利。GDPR亦引入了新的规则以扩展数据主体的权利，如数据主体的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其个人数据；数据可携权（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提供结构化的、常用的、机器可读格式的数据副本。数据可携权旨在增强个人数据控制权，促进个人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竞争（付新华，2019）。

另一方面，应强化运动员数据控制者的义务，对其数据处理行为提出更为严格的合规性要求。数据控制者负有个人信息安全义务，数据控制者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数据安全，以防止发生数据泄露、篡改、丢失等风险。《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了数据处理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或者可将其视为数据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合规性要求；第1036条对数据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免责事由进行了规定；第1038条明确了数据处理者（数据控制者）应履行的相应义务。而GDPR要求数据控制者评估所涉数据处理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妥适措施（如加密技术、限制访问等）以防止数据丢失和未经授权的访问等，即数据处理活动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以达到适合的安全级别。

4.2  基本原则：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规则的建构路径

在运动员数据主体权利的扩张和运动员数据控制者义务的强化的价值取向下，运动员数据处理仍需遵循相应的原则，将抽象化的价值取向具体化，为后续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指引。

4.2.1  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

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在处理相关运动员个人数据时，必须基于一定法律依据，以合法、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处理运动员数据。具体而言，合法性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只有在具有处理运动员数据的合法理由时，方可处理个人数据。一般情况下，合法性要求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应在适用规则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数据控制者能够对运动员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合法情形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运动员意思自治下的同意，包括运动员同意和基于合同的履行；另一类为排除了或者基于无法考虑到运动员个体意思下的、具有一定单方决定意味的数据处理行为，主要包括保护运动员切身利益、基于第三方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等情形。例如，为了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权、保护体育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等，在此类具有实质性重大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情境下，可以推定数据控制者对与此相关的运动员医疗健康数据、兴奋剂防控数据等的处理具有合法性。

除了合法之外，数据控制者对于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应满足公平要求。此处的公平主要指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一种实质性平等的关系。申言之，运动员必须清楚地知晓其个人数据的处理流程，包括如何收集、如何保存和如何使用，以便于能够清晰地决定是否同意相关处理行为。所以，数据主体同意是公平原则的具体化，公平原则是数据主体同意的前提和基础。

透明性要求与公平原则直接相关，要求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在处理数据时，必须将其对运动员开放和明确。具体而言，数据控制者承担着一定的通知义务，即要求数据控制者应适时妥适地告知运动员如何处理其个人数据。GDPR第12条第1款规定数据控制者应当以简洁、透明、可理解、易于访问的方式处理数据。《民法典》第1035条亦将公开处理信息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规性要求。

4.2.2  目的限制原则

目的限制原则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对于运动员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必须在既定的、明确的目的之下进行，不得超出既定目的收集和处理数据，除非该处理行为与最初收集运动员个人数据的目的相兼容。申言之，运动员数据控制者在收集运动员数据时必须确定其收集行为的特定目的，此目的为合法收集及处理与非法收集及处理之间设定了界限。如果后续再次收集或处理运动员数据的行为目的与初始目的难以契合或者无法兼容，则应经由运动员重新同意或者满足其他合法目的（如基于上文所述的运动员个人重大利益、行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可对运动员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4.2.3  数据最小化原则

数据最小化原则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应将运动员个人数据的收集范围和数量限制在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最低程度。具体而言，数据最小化原则可以解构为必要性要求和比例性要求。首先，必要性主要强调数据的性质，要求个人数据的收集需要有实现既定目的所必须的性质，或者是与实现既定目的直接相关的性质。例如，体育俱乐部为了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进行评估，需要收集的数据应当是能够直接体现运动员个人竞技水平的数据如年龄、身高、体重、伤病情况等，至于与此目的无关的其他数据如运动员的家庭成员信息、是否单身、家庭和睦情况、住址信息等就不符合必要性要求；再如，如果可以通过收集运动员的年龄段来达到既定目的，就无必要要求运动员必须准确提供自己的具体年龄。其次，比例性主要强调数据的数量范围，即数据收集的数量应控制在可以实现既定目的的最小值范围内。例如，如果运动员近5年的医疗数据即可达到数据收集和处理目的，就无需要求运动员提供近10年的医疗数据。

4.2.4  准确性原则

准确性原则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必须采取合理和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运动员的相关数据保持准确。准确性原则要求数据控制者对运动员相关数据进行及时更新，避免因为数据处理延误而导致的各方权益受损。例如，职业俱乐部应及时更新和处理体现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数据、展示运动竞技水平的数据，以保证运动员相关评估的准确性；反兴奋剂组织应及时更新运动员相关数据，以保证运动员的参赛权利及体育竞技的“干净性”。当然，在运动员数据的存储、传输和使用等过程中也应当遵循相关规范，从流程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4.2.5  存储有限化原则

存储有限化原则是指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储存时间不得超过处理数据所需要的必要时间。换言之，一旦基于数据收集目的处理完该数据后，应对其进行安全删除。在操作层面，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必须评估某项运动员个人数据是用于一项还是多项目的，并基于此评估设定相应的、必要的处理期间。例如，职业运动员和俱乐部因为雇佣合同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会产生一系列基于竞技比赛、运动员商业价值、俱乐部管理等目的而收集、处理的运动员个人数据，以上数据的控制者有权对相关数据进行合目的性处理，而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作为运动员数据控制者的俱乐部应安全删除或者以其他合规方式处理该运动员的相关个人数据。当然，如果运动员的个人数据经过技术化处理具有了不可逆的匿名数据的特点，因其不再具有可识别性，则数据控制者可以将之无限期保留。

4.2.6  完整和保密原则

完整和保密原则要求运动员个人数据控制者必须确保以适当和安全的方式处理运动员个人数据，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非法处理及数据的意外丢失、破坏和损坏，以保证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而个人数据假名化技术（pseudonymisation）和个人数据加密技术（encryption）是实现完整和保密原则的重要方式。GDPR对个人数据假名化作出了定义：在不使用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不可再将个人数据归因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特定个人。换言之，假名化技术使得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访问诸如个人识别码和个人数据等信息。假名化技术从外观上切断了数据和特定个人之间的联系，使个人数据的可识别性暂时封存起来，是实现数据最小化原则和数据保密原则的重要保障。当然，保密原则的具体化仍需要结合不同数据性质（如是运动员一般数据还是敏感数据），而予以类型化处理。

5  结语

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开放性、合作性、协作连通性、多样性和实验性5种核心价值（Spiro，2012）。数字时代的核心是协作性的跨学科研究，传统学科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尽管包括《民法典》和GDPR在内的法律、规范性文本能为运动员数据处理提供一般化参考，但作为具有典型行业特质的体育行业，其存在个别性和专业性的行业发展需求，呈现出与一般社会交往规则所不同的行业特性。对于运动员数据处理规则的建制，需要充分考虑体育行业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并予以具体化展开。但不可忽视的是，运动员数据主体和其数据控制者之间所存在的势力差，相较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数据主体和其数据控制者之间，更为不均衡、不对等，运动员个人数据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更大，不利后果也更加难以弥补。在运动员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于运动员数据主体权利的扩张以及与此相对的对数据控制主体义务的强化，应是运动员数据处理流程文本化和规范化的价值选择。在此种价值取向下的基本原则的设定，为建构运动员数据处理的规则提供了具体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