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指导下
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提升与路径优化
腐败治理作为我国体育治理领域重要且特殊的议题，事关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时代形势任务，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开展“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上至国家高官下至乡镇官吏，涵盖社会边边角角，反腐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立场之坚定前所未有。其中，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有关党风整治、廉政建设、腐败治理的新观点、新理念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高度凝集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时代前沿审时度势所表现出的高瞻远瞩的理政才略。落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我国体育发展战略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为指导开展我国体育反腐倡廉工作，对于提升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推进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进程，促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1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的要义与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摆在了历史新高度，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反腐实践相结合，围绕反腐倡廉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践中，在党反腐倡廉思想的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做出了重大决策与全面部署，目前，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并巩固发展，反腐倡廉建设成果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其中，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体系、全面回答了新时期“反腐如何做”及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努力方向和终极目标，着力于构建预防使其“不想腐”、监督使其“不能腐”、严惩使其“不敢腐”为一体的综合腐败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立足当下强化严惩治腐的警示作用，使人不敢腐。十八大以来，针对行业不正之风积恶成疾，微腐败蔚然成风，腐败犯罪猖撅势头有增无减，腐败存量居高不下的严峻反腐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严峻挑战”“亟待解决”“性质非常恶劣”“越演越烈”和“必然亡党亡国”等大量程度副词及形容词强调反腐的紧迫性及形势的严峻性。立足当下，为快速高效除去腐败存量，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记断然提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猛药去病、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等反腐理念。实践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上限”的原则，严肃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时刻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以此威慑、警示、遏制腐败势头，从而实现“不敢腐”的近期反腐愿景。
其次，长期建设致力于健全体制、完善制度，强化权力运行监管和督查，使人“不能腐”。权力作为腐败的根源之一，规范、有序的权力运行是祖国繁荣昌盛、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而不受管控的权力，将长期面临着腐败侵蚀，是亡党亡国的祸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反腐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反腐战略的长期选择，必然着手从制度下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不能腐”的中期反腐愿景。实践中，实现“不能腐”的反腐战略目标，必将着力于健全反腐体制、完善反腐制度，通过科学化、系统性、全方位的建章立制，严明法规法纪，密织、筑牢权力牢笼，规范、制衡、约束、监督权力的运行，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发生。最后，未来发展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增强腐败免疫力，使人“不想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营造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反腐相结合的廉洁政治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体系的理论核心。其中，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体系最高层次的反腐战略，同样也是最难做到的，难在要实现文化反腐、思想抵腐、道德抗腐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廉政文化建设要求将思想理论建设、道德文化教育融入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要求每一个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筑牢道德底线，增强腐败免疫力，自觉与腐败划清界限，从而实现远期反腐愿景。
2 我国体育行业腐败问题的治理与局限
2.1 我国体育腐败问题的产生与危害
我国体育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以“假球”“黑哨”为代表的足球腐败问题更是社会各界老生常谈的话题。20世纪末，我国体育体制由传统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逐渐转向国家调控、依托社会的体育体制，其中足球作为试点项目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职业化发展。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夹杂在新老体育管理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多元利益主体裹挟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经历着角色重新定位和归属，权限的重新分配与归置，多方利益群体间发生激烈的博弈与角逐……围绕刚刚起步的职业足球，腐败问题席卷而来，发展迅猛且异常严重，接连爆发“甲B五鼠事件”“G7革命”以及“龚建平黑哨案”等腐败丑闻。“假赌黑”连年泛滥如同三板枷锁，严重困扰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严厉打击体育腐败，整治体育行业不正之风，强化体育廉政建设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7月至9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巡视。指出我国体育领域存在赛事审批不规范，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猖撅，赛事开发经营混乱、缺少必要监管，总局直属单位“政事社企”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等一系列问题。集中凸显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职业联赛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体育行业不正之风长期盛行，一度污化体育作为一种积极、健康文化活动的社会认知。
2.2 我国体育腐败治理的过程及成效
2009年初，中国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负责，国家税务、司法、工商、金融等12部门参与成立“8·25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启足球反赌扫黑风暴，共查处包括足球俱乐部高管、教练员、运动员37人，足球裁判4人，足协官员2人，中超公司高管1人等涉案人员40多人。作为史上最大规模、由公安部主导多部门集中参与、高效率的足球反黑风暴，有效发挥了各相关单位、机构、组织的优势，充分利用各单位部门治理技术和资源，统一协调行动，取得巨大成效，标志着彻底肃清中国足球弊病的战争达到顶峰。对于中国体育而言，既净化足球行业本身，同时也是我国体育反腐战争的重要一环，对于体育领域的反腐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014年12月，根据中央巡视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各运动项目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及监督工作，使其更加规范、公开和透明，促进运动员和教练员选拔选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试行）》。《规定》对运动员选拔、教练员选聘、裁判员选派与监督等工作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更为具体、严格的要求。近年来，伴随着新时期我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在国家体育总局为核心各单项体育协会为主体深化体育改革实践中，针对我国体育行业的腐败问题及不正之风，通过不断努力和改进，积极出台相应政策进行重点、专项整治，职业体育、体育行政管理、单项体育协会等我国传统体育腐败高发领域得到了有效防控。
2.3 我国体育腐败治理存在的局限
我国体育改革发展史，同样也是打假扫黑的奋斗史。究其原因，主要受限于特殊的体育体制，导致以国家体育总局和直属各单项体育协会为核心的治理主体，屡屡发生自治失灵。更为严重的是体育腐败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的恶性发展。2009年由公安部主导的我国足坛反黑风暴取得丰硕的治理成效，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体育腐败治理依靠体育行业自治开展体育反腐败工作存在的诸多弊端。
首先，体育行业不正之风惩治意识薄弱，体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存在诸多问题。2018年2月，中央巡视组针对国家体育总局再次巡视发现，我国体育系统在党风党纪建设、廉政文化教育方面存在党建工作要求不到位，落实“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四风”问题比较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等诸多问题。集中凸显为国家体育总局在党风建设、廉政文化教育和监管问责等方面无论是管理的力度还是惩处的强度都不够，党委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比较麻木，反腐倡廉教育和惩处腐败措施没有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另外，围绕全运会为主的全国各大体育赛事，各省市各级体育管理机构迫于体育政绩需求，进行全方位的竞技体育军备竞争，盲目尊崇赛场的运动成绩和金牌战绩，进而针对破坏竞技体育公平公正的不正之风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助长了部分赛场不正之风的蔓延发展。
其次，体育腐败治理实践中，各单项体育协会表现出治理意愿与治理能力不足。一方面，各单项体育协会受限于“官民不分”“政企不分”等组织多重属性，在治理实践中往往出现“以下治上”“民治官”等治理困境。部分体育协会的管理者身兼多职，利益关系复杂。以足球为例，大面积群体式、塌方式的腐败，人人参与难逃其责，足协内部的腐败行为者时常又是治理者，直接弱化了主观上的治理意愿。另一方面，各单项体育协会长期以来在组织经费、人事安排、工作职能全部依靠政府职权。久而久之，各单项体育协会内部自治体系被严重压缩和变形，尤其是与自治体系相配套的机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针对腐败问题各单项体育协会即使主观上愿意参与治理，但客观上受限于治理能力不足而表现出有心无力。
再者，我国体育腐败治理所依托的规制文本存在内部规章制度难以执行，外部法律法规缺失与不规范等问题。以中国足协为例，在我国体育行业自治体系整体建设不佳的情况下，虽然足协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敷衍行事、草率了之，很难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和制止腐败的恶性发展。此外，以《体育法》和《宪法》为主的外在法律规制文本在治理实践中存在滞后性且缺乏可操作性。《体育法》长期未修改和完善，且在某些规制条款上表述相对简单和宽泛，进而在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而《刑法》则缺失对操纵比赛等体育腐败的专项规制条款，且缺少合理的介入通道。实践操作中，司法部门依法治理体育腐败时常面临着介入难、管辖难、发现难、证据收集固定难以及惩治难等五大难点。
3 我国体育腐败治理的思想先导与理论指引
3.1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整治赛场不正之风、严打腐败犯罪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期反腐态势的论断与研判，为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工作思路。事实证明，“老虎”和“苍蝇”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只“老虎”周围必然围绕一群“苍蝇”“老虎”作为大树提供方便授意“苍蝇”进行违法违纪等腐败活动，间接获取利益输送；而“苍蝇”更需要以“老虎”为靠山，滥用公共权力为己谋私。实践中，“老虎”“苍蝇”一起打具有腐败治理的方法论意义。严打、重击“老虎”并不仅仅是一种反腐手段，更具有通过“打老虎”发挥警示作用以减少“苍蝇”乱飞遏制腐败发生的长远战略意义，而“拍苍蝇”既可以彻底清理微腐败肃清行业不正之风，同时也可以有效断绝遏制“大老虎”的产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刚刚起步，围绕国内大型体育赛事“默契球”“人情哨”等赛场不正之风接连发生。例如，1983年全运会男子足球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最早产生引发社会公愤的“问题球”；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球迷打出“辽宁山东是一家，二比二平进前八”的标语，痛斥足球赛场不正之风。相应的，在反腐实践中以国家体育总局和单项体育协会主导的反腐败工作多注重借助外部司法机构打击体育腐败犯罪，而轻视违规违纪等微腐败的整治。新时期以中国共产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倡廉思想为理论指引，开展我国体育反腐工作必须要从思想上转变对体育腐败的认知，科学、辩证地看待赛场违规违纪、不正之风等“微腐败”与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摈弃以往只重视“打老虎”而轻“拍苍蝇”的反腐败理念。
3.2 “反腐倡廉要经常抓、长期抓”：保持治腐的
科学布局与常态化运动式治理表现为政府围绕一项任务，打破常规，集聚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以疾风暴雨般的态势开展工作。这种治理方式在我国国家建设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综合我国既往反腐实践以“反腐扫黑行动”“腐败专项治理行动”为代表的系列运动式治腐行动，其成效并不理想，甚至并未改善腐败状况，反而加剧了腐败，其本质在于忽视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常态化与长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的重要指示。既突出强调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和政府工作常态的必要性，又重点指出对于腐败问题要持久抓、反复抓、长期抓的根本性，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辩证关系。
严格意义上，2009年我国足坛反黑风暴是运动式治理在我国体育反腐实践中一次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体育系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发挥了重要的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赛场不正之风。但是，腐败问题兼具反复性、顽固性。有些反腐倡廉建设的成绩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有的腐败分子仍存有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反腐只是一阵风，暂且低头，风头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如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作为我国体育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以2009年足坛反黑风暴为警示，相反，至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腐败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极为严重。
新时期，开展我国体育反腐败斗争，要时刻牢记党“反腐倡廉要经常抓、长期抓”的反腐倡廉理念，清晰认识体育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任务，不可能通过“一阵风式”的专项行动、运动式治理，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将体育系统所有的“苍蝇”和“老虎”斩草除根。相应的，推进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进程，坚持“标本兼治”，既要严惩腐败犯罪和赛场不正之风，更要长期谋划体育体制改革，深化体育组织机构、制度建设，以“持久战”“攻坚战”的战略布局我国特色体育腐败治理体系的长远建设。
3.3 “打铁还需自身硬”：净化体育行业风气营造体育廉政生态环境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五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相隔五年，虽两字之差，但不变的共产党“自身硬”的承诺，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要治党，党要管党”的决心与信心，坚持不懈推进全面治党的使命职责与精神担当，同时后者也是对前者的升华，是新时期反腐败形势对于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并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迫切要求。此外，长期的实践工作表明，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官员的思想不纯，理想信念不坚定。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高度概括了坚定理想信念对于落实贯彻全面治党、从严治党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是中央巡视组针对国家体育总局的两次巡视，还是国家体育总局针对所属单位开展的专项巡视，都发现我国体育系统在党风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依然存在“四个意识”不强，“四风”问题突出，重业务、轻党建，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规范，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落实“两个责任”不够有力，管党治党宽松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规矩意识和制度意识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铿锵有力地彰显新时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于以加强思想建设为根本的坚定理想信念，以加强作风建设为着力点营造党内廉洁风气，加固思想之基，强化作风之根，筑牢防腐拒变之防线。进而，提升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首要“净化思想，坚定信念”培育新时期我国体育系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打铁匠”，从而既有效防控体育管理者作为当事人滋生腐败，同时也能确保体育管理者作为治腐者面对腐败分子刚正不阿。
3.4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体育腐败治理体系建设效能
腐败治理实践中，如何围绕权力实施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关系腐败治理成否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主政浙江期间就曾强调“制度建设更具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习总书记着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要针对权力比较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以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不能腐”有效机制。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科学地阐述了新时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进行反腐败斗争，必将围绕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各项具体工作之中，用制度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逐步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断巩固和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成效。
腐败作为我国足球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威胁，集中表现在我国足球行业“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尤其是受制于我国特殊的足球管理体制，足协高度集权且缺乏外在监管，为滋生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新时期，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指导，促进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将围绕体育赛事审批、职业体育商业开发、运动员裁判员输送与选拔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与制度体系建设，健全问责机制，强化监管手段，构建“制度笼子”，构筑制度防线，做到权力有监管，事事有制度。与此同时，在健全完善制度的前提下，更要关注制度建设效能及其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空有一整套规制腐败的规章制度，但苦于难以执行，腐败问题势必越治越腐。
3.5 “猛药去病、重典治乱”：推进并实施体育腐败刑法规制路径
新时期开展反腐败工作，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而当下，面对腐败现象来势较猛的反腐形势，急需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只有通过“治标”，坚持零容忍、重遏制、长威慑，强力惩治腐败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最大限度降低腐败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软”，惩治腐败要突出一个“狠”字，要有“猛药去病、重典治乱的决心”。惩治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分子，可以发挥警示、威慑作用而使他人恐惧而不敢腐败，以达到有效控制和预防腐败的目的。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严惩腐败分子，既让反腐败斗争前期的预防和监督工作功亏一篑，同时也动摇“猛药去病、重典治乱”的反腐决心，松散“零容忍”反腐态度，松懈“刮骨疗毒”的反腐信心。
我国体育腐败问题反反复复，阴魂不散，除去体育体制机制等因素，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根治“假球”“黑哨”的“猛药”与“重典”。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体育法》和《刑法》针对以操纵比赛为主的体育腐败规制存在诸多局限。纵览国外体育腐败治理经验，无不注重针对体育腐败的刑法规制。欧洲部分国家将操纵比赛定性为体育犯罪行为，并将其规定在刑法（保加利亚、西班牙）、体育法（波兰、希腊）或特别刑法（意大利、葡萄牙）中；俄罗斯刑法典第184条规定了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贿赂罪；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02条规定了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赌博罪。另外，我国体育系统在反腐态势上，时常将严惩流于形式，且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尤其是针对国字号球星、冠军球员或是金牌教练，时常保留情面进行选择性、象征性处罚。如足球腐败治理实践中，足协某官员曾明确表示：“凡是能够主动向足协讲清问题、退出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猛药去病、重典治乱”。反腐倡廉思想重在通过“猛药”严厉执行根治腐败恶疾。我国体育反腐败工作，外部缺乏“重典”而系统内部法规又流于形式，严重削弱了“依法治体”的法律权威与法律效力，违背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4 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与策略选择
4.1 提升对体育腐败严重性的认知能力
新形势下，系统推进我国体育反腐进程，首先要明晰“老虎”与“苍蝇”之间“量与质”的辩证关系，明确腐败治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方法论意义，提升对体育腐败严重性的认知能力。第一，强化体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根治体育系统“苍蝇”的生存环境。一方面，通过党风党纪、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洁的体育风气，创建纯洁的体育生态；另一方面，围绕体育赛场主阵地严查违规违纪、违德违体行为，重点整治管理中的盲区，及时清除零零散散的“苍蝇”，以此有效遏制体育行业不正之风，严厉打击、惩治腐败犯罪，通过重刑整治“老虎”威慑、警示、遏制体育行业的不正之风，其次十八大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省市体育局，以党政系统主要领导为代表的体育“老虎”，身居体育系统高官要职，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数量上虽相对较少但个个凶猛异常、危害巨大，严重败坏了体育系统的廉政风气。第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战略，重拳出击，将体育系统一个个“老虎”拉下马，彻底打掉“老虎”的嚣张气焰，同时以上带下，以儆效尤，及时制止蠢蠢欲动、投机取巧的“苍蝇”，以此净化体育行业不正之风。
4.2 提升体育反腐长期性的持久能力
新时期，开展体育反腐败斗争，不能沉迷于既有的丰硕成果，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钟长鸣，牢记反腐使命，坚持反腐工作常态化和长期化。首先，警钟长鸣，吸取足球腐败教训，牢记反腐使命，切实做到体育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一方面，及时、彻底清除频发的兴奋剂事件、非法和违规体育赌博、赛事造假、运动员选拔潜规则、询私舞弊、行贿受贿等体育领域的腐败顽疾；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级体育纪委、监委的巡视、督查作用，时刻保持反腐高压姿势，及时遏制“苍蝇”乱飞的苗头。其次，要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将体育腐败治理纳入体育事业长期发展战略，促进体育反腐败斗争长期化开展。根除腐败，不是一朝一夕。要坚持不懈地将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任务长期抓，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贯穿于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建成实现小康社会的全过程。我国体育反腐败斗争长期化开展，必须将体育腐败治理工作纳入我国体育事业长期发展战略，融入并贯穿体育体制改革以及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进程中，与全民健身战略实施、体育强国建设、奥运争光计划实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工作紧密结合，统一部署，协同开展。
4.3 提升廉政体育生态的建设能力
强化体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须严把体育领域党员干部的道德关、思想关，坚守道德底线、纪律准线、法律红线，营造廉洁体育风气、发扬廉政体育文化，创建“不想腐”的廉政体育生态。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单项体育协会、各级体育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各相关体育组织、机构，作为我国体育腐败治理的核心治理主体和反腐败斗争忠实的“打铁匠”，坚定党的理想信念“正本清源、苦练内功”，不断强化党员的政治素养，提升干部的反腐工作能力，从而以过硬的理想信念、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廉政作风，统领开展我国体育反腐倡廉工作。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作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强化对党员干部、体育队伍的政治引领，加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力度，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时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加强体育系统政治建设，贯彻落实“两个维护”，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贯彻落实“两个责任”，做好新时代党建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体育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更应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模范作用，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政治研习，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公平正义、诚信竞赛、勇于拼搏、为国争光的体育廉政观念，坚决抵制体育赛场不正之风。
4.4 提升权力监督机制的巩固能力
制度的有效执行和权力的透明、公开运作，不仅需要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健全的制度体系作为前提保障，而且更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外在监督体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始终高度重视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从而震慑腐败、约束权力。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不能腐”的监督体系：其一，强化党内纪委监督，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健全体育党政系统内的监督制度，密集出台法规法纪，充分发挥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各级体育行政机构纪委监督工作，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围绕重大赛事、重点领域狠抓、深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其二，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推进体育系统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不仅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管，同时也要不断增强以群众为主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与此同时，充分发挥群众、媒体为主的社会监督，也是保障体育组织机构实施民主化、透明化运作的必然前提。
4.5 提升腐败惩治体制的健全能力
我国体育领域依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强化腐败治理的法制保障，充分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性，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手段严惩体育腐败犯罪。一方面，修改与完善《体育法》。以立法的形式和程序强化体育组织针对行业违纪违规、不正之风的惩罚力度，按照其行为方式、目的、结果以及危害程度制定明确的惩罚标准，针对严重影响体育发展，危害极大的犯罪活动，通过立法的形式打通司法直接介入通道。另一方面，“假球入刑”增加法律有关以操纵比赛为代表的体育腐败罪名。兼顾体育行业特殊性。通过《体育法》《刑法》辅以体育组织内部规章制度，有针对性地设立操纵比赛罪、体育非法赌博罪等，通过刑法中拘留、有期徒刑等主刑辅助以罚款、没收财产、剥夺体育相关从业资格、参赛权、执法权等附加刑设定惩罚机制。另外，坚决反对体育领域特权思想与行为，尤其是长期以来针对个别违法违纪的冠军运动员和金牌教练员的姑息迁就，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必须做到反腐零容忍、全方位、无上限。
5 结语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创新性地回应了时代的关切，创新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反腐倡廉的实践需要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建理论，推动实现了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形成。而习近平总书记也针对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的重要论述，成为引领中国特色体育发展和深化的重要理论动力。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作为一面鲜亮的旗帜，引领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开展体育反腐败斗争，既是提升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促进腐败治理进程的重要行动纲领，同时也是发展体育事业，实现体育强国总目标，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指南。
——摘自：任振朋，王润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指导下我国体育腐败治理能力提升与路径优化——《体育研究与教育》，2022.04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
“建设体育强国，是中国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战略，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且内涵丰富的体育强国思想体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新时期体育工作新变化的智慧结晶，是经过实践证明、富有实践伟力的思想武器，有着自身独特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和实践向度，为开启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紧密结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实践需求，在不断总结体育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等多种科学思想后自觉生成的，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1.1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理论精髓，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体育，但其关于体育与人的健康的论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体育强国思想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石，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等理论要义。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理论品格，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发展变迁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发展体育事业一直坚持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与本本主义。习近平基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以体育发展的客观实际为出发点，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在总结历史、审视现实、放眼未来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体育强国思想解决制约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稳步前行，蕴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其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体育而言，它是一个由多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有机组合成的系统工程。不同子系统都沿着各自的成长曲线发展，且发展步调不一致、不均衡，进而导致不同子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解决好矛盾。这一整体系统才能更好地发展。习近平作为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以辩证思维进行战略谋划，基于中国体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面分析体育事业各项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彰显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想。
最后，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本质，精准地回答了“发展是为了谁，发展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全方位地融入对体育事业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中，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保障好、维护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全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发展主体、发展目的及发展成果共享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显现出基于人民长远利益、普遍利益科学谋划发展的思路和定力。
1.2 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体育观的中国化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创新和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生成的重要哲学基础。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经济学手稿》等着作中都有相关论述。人本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最终目标和归宿。马克思秉承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认为体育的出发点和目标应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体育的独特性质及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等多元价值，成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普遍关注和重视的“公约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代领导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体育观与中国体育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在实践创新中得到了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生成的历史依据。其中，毛泽东体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全民体育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把体育的人民性摆在首位，把群众体育作为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主张“把体育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根本宗旨，突出了“体育为人民”的实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巩固并夯实了体育强国建设的群众基础。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真谛。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的接续探索有着内在连续性。他们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推动着体育强国梦的薪火相传与继往开来。
1.3 现实逻辑：对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切和回应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是基于中国体育的实践经验而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关切和回应，具有面向现实的向度。进入新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而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凸显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新的思想武器，指导和促进体育更好发展的现实逻辑。
首先，适应新时代体育在国家发展中价值定位变化的需要。新时代赋予了中国体育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着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定位从单一走向多元。面对经济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回应了新时代国家发展中体育的多元价值诉求，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重新定位体育的战略角色，对接“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布局，服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其次，化解体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矛盾。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动解决体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归根结底要靠高质量发展，辩证地看到矛盾的“变”与“不变”，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体育发展间的关系，进行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使体育各领域内部、地区间体育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更趋平衡，使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充分。再次，能够解决现阶段体育治理的突出问题。新时代体育体制内超稳定的结构性力量长期积累形成的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带有跨界性、跨域性、复合性的特点。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不仅主动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之举，也解决了中国体育发展中深层次问题、推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同时，推动了新时代体育高质量发展。当前阶段，我国体育发展方式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内部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从“局部赶超”转向“全面协调”，从“灰色单向”转向“绿色人本”，从“效率优先”转向“共建共享”。习近平以新理念引导体育事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从多个维度深刻回答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它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载体，以科学为导向，为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
2.1 明确“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体育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即把人民群众作为逻辑起点，把美好生活作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发展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把以人为本作为贯穿新时代体育发展的一根红线，将人民作为新时代体育的发展主体、建设实践主体、利益主体、幸福主体和价值主体，特别强调新时代体育的发展要以人的健康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全民参与为本。
其一，以人的健康为本。“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群众的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对健康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同时，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多重疾病威胁并存的复杂局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仍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习近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应是全面的健康，身体健康是人的健康的基础，提升健康水平要从重视健康生活入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则是提高身体健康的基础。习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人民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梦实现的前提推进，将体育作为促进人民健康的有效载体，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其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体育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现象。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现实的人。习近平在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多次深刻指出，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事业是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核心理念，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体育强国的根本目标。体育强国之路，是新时代中国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其核心旨趣在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未来的体育发展，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调适，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满足人的健康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
其三，以全民参与为本。实践表明，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建设体育强国要以全民参与、全民健康为根本和前提。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逻辑前提，在于营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将社会各阶层有效地统合到体育强国战略推进的整体过程中来。共享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体育强国的建设过程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而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是新时代体育工作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让全体人民参与体育，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保证了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与习近平一贯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相一致的。只有坚持以全民参与为本，才能让体育强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升全民族的体育素养，进而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
2.2 贯彻“文化自信、交互融合”的价值新理念
体育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在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无不彰显出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文化深层内核，是实践体育强国的文化基因，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动力、价值引领力及正确的文化心力。体育强国是文化自信的要义。推进体育强国的建设不应把体育当作纯粹的事业来发展，而应以文化为载体，用文化来充实体育的核心内涵，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将其与建设体育强国的发展道路交互融合。
一方面，提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均有质的飞越，但为何还频频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诟病？其根源在于体育文化建设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体育文化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体育文化建设滞后引致的发展空间不足、地位边缘化、话语权下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体育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自信”问题，指出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优质的文化基因、精神内核和思想动力。建设体育强国应将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先导工程、基础工程、灵魂工程，构筑体育文化自信自觉体系，激发民族体育文化活力。
另一方面，注入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力量。习近平指出:“体育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一重要论述使体育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借助于体育强国的伟大实践增强文化自觉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更加紧迫。文化与体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是体育的精神内涵，体育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承担者。在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形成新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伴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事业新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现出文化体系变迁与体育事业发展的应然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注入了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力量，以文化自信引领体育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不断开拓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新境界。
2.3 确立“遵循规律、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成就与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包括管理科学化、竞赛与训练科学化、全民健身科学化等在内的体育强国思想，反映了其力图构建以科学为导向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思路。
第一，科学的发展理念。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体育事业的创新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为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根本遵循。习近平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全局的思想解放与理念变革，以创新发展形塑中国体育崭新面貌，以协调发展厚植中国体育和谐基因，以绿色发展锻造中国体育美丽身躯，以开放发展传递中国体育伟大形象，以共享发展开凿幸福体育源泉，五大理念的“合力”共同指向科学发展，对破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难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科学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习近平将体育贯穿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体育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与逻辑进程，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坚实迈进。
第二，科学的发展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对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战略部署，规划了科学的发展路径。从战略层面看，习近平站在战略高度，思考、研究和谋划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入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从补短板、强弱项等方面来把握发展战略重点，构建好关键领域的新格局；从策略层面看，习近平强调补足体育事业发展短板，包括解决竞技体育规模、结构、效益的不均衡，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面临的挑战，通过加大体育科技创新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体育强国建设的法治化水平，提升体育的民族主体性和国际话语权；从精神层面看，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政治站位和精神境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奥林匹克体育精神。
第三，科学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的思想与实践，始终体现着深邃的历史思维、严密的辩证思维、恢宏的战略思维、鲜明的改革创新思维及整体的系统思维。从历史思维看，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是基于对中国体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思考提出的，运用历史眼光总结经验、摸索规律、认清趋势，在对历史的思考中进行系统规划布局；从辩证思维看，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统筹大局与兼顾差别相统一，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从战略思维看，习近平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战略方案具有高起点、高标准、科学可行的特点；从创新思维看，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把创新放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位置，敢于打破思维定式，用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新时代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从系统思维看，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统筹兼顾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各个环节，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诉求的平衡，各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把握好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次序性和衔接性，确保体育强国各个环节精准、精细、精深。
3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实践路径
3.1 以竞技体育为引领，深挖其带动和引领作用
竞技体育在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体育坚持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道路，在推动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转型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竞技体育发展。
第一，推动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转型。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而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政治工具化”“金牌至上”等价值取向，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新时代，要把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转型作为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首要工作来抓，淡化竞技体育的政治服务工具性，淡化金牌意识和锦标意识，引领竞技体育回归“育人”的本源，激励并带动大众体育发展。从项目层面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为国争光的“奥运金牌战略”的导向下，大力发展现代奥运会中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对非奥运项目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非奥运项目发展滞后。在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要协调好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的关系，加强对非奥运项目的关注，引导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方向，促进群众基础雄厚的非奥运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第二，有序推进竞技体育的改革发展。首先，要保持与完善奥运战略，针对竞技体育发展规模、结构不均衡的现象，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思路，全面补齐发展短板，破解竞技体育呈偏态结构、新兴奥运会项目发展不充分等难题，促进竞技体育的均衡发展；其次，要“跳出”奥运来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发展本土体育、非奥运会项目，来纠正竞技体育发展中西方体育与本土体育、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发展失衡的问题，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实现西方体育与本土体育、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的相容互补、各取所长，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再次，要紧扣时代主题，抓住时代机遇，积极筹办国际性体育赛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体育赛事品牌，即鼓励发展有自主品牌的、有知识产权的国际体育赛事，推动国际体育赛事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通过“以赛促技”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提高我国体育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为中国梦创造机遇；此外，鉴于“三大球”项目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性及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要将“三大球”项目作为推进体育强国的重中之重，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带动竞技体育的平衡充分发展。
3.2 以全民健身为根本，夯实体育强国群众基础
全民健身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任务。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全民健身的重要意义，并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全民健身大发展大繁荣，通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融合，夯实体育强国的群众基础。
第一，加强竞技体育的健身化。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将重心放在夺取金牌、为国争光上，其政治功能得到了很好发挥，但服务于全民健身、增进体质健康等方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的发挥。新时代，要更加关注竞技体育在提升体质、促进健康方面的作用，通过有效的舆论宣传和引导，提倡和传播“竞技体育健身化”的理念，提高大众对竞技体育健身功能、价值的认识，让竞技体育从只有少数人可以参加的运动转变为大众可以更广泛参与的健身运动，促进竞技体育服务全民健身作用的发挥，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群众“看不见的手”推进竞技体育的健身化进程。
第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健身化。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群众基础牢固，具有天然的全民健身性，对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的全民健身运动中，只有为数较少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很好地开展，其原因既与国外体育的冲击与影响有关，同时也暴露出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缺陷及创新不足。需要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塑与改造，使其具备更广泛的适应性。首先，应在强调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在保留民族传统体育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改进其锻炼的内容与形式，融入流行元素、时代元素，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时代精神，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更符合大众的锻炼需求；其次，通过民族运动会、文化节及论坛等活动，合理利用网络化平台宣传民族体育的健身价值，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与群众情感的链接路径，唤醒广大群众借助民族传统体育健身的强烈意愿。此外，要立足各地实际，以发展“活态文化”为手段，开发具有异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突破全民健身运动中民族传统体育同质化的壁垒，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健身的异质性文化需求。
3.3 以体育产业为支撑，壮大体育强国经济根基
建设体育强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新时代，针对我国体育产业大而不强的格局，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元化体育消费新需求为目标，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助推体育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壮大体育强国经济根基。
第一，通过观念创新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导向。习近平指出“改革，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创新”，尤其是观念创新能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与促进。一方面，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理念，遵循体育产业的发展规律，用市场经济理念来指导和发展体育产业，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好政府的引导、扶持、推动和服务作用，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激发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按照市场化原则，激发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内在活力，鼓励社会资本、企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产业各方面的创新活动，汇聚发展新动能，培育和催生体育产业发展新动力。
第二，通过制度创新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制度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推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制度创新的规律性，通过创新形成更合理、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创新多方参与的资源配置机制，按照共创、共建、共赢、共享的原则，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整合产业内外的各类创新要素，尤其是要完善行业、企业与高校、体育科研院所等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一批高水平的产学研创新战略联盟，提升体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创新体育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引导高校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满足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各类人才。
第三，通过科技创新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习近平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时代，要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借助科技创新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增强体育产业发展动力。充分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利用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加大体育产业各方面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体育、智慧赛事、智慧场馆、体育大健康、体育信息化平台等，使现代科学技术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构筑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完善体育产业链条。从国家层面看，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更加便捷高效地对体育产业的海量信息进行监测、处理、分析和管理，对行业发展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做出更加快速、准确地响应和决策；从企业层面看，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可以深耕用户的消费数据，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为消费者量身打造满足其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或服务，能够与消费者产生更加深度的互动，提升消费者购买转化率。
3.4 以体育文化为抓手，营造崇尚运动的社会风气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营造崇尚体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升体育文化自觉，坚定体育文化自信。对于体育文化而言，具体可划分为“根”“茎”“叶”“花”“果”五大主体部分，文化底蕴深厚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根”，只有根基牢固，体育文化才能保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推动体育文化的繁荣昌盛，必须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差异，在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蕴含的爱国、超越、拼搏、合作、自强不息等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注入现代体育精神，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提升其时代价值，增强人民对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凝聚体育文化的“精气神”，即:以全民健身运动为核心，弘扬以“艰苦奋斗、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团结奉献、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以竞争、突破和超越为助力，激发民族自强不息、砥砺奋进、勇攀高峰、不断超越之气魄；以平等与相互尊重、团结与相互信任、开放与包容为羽翼，塑造民族形象之神韵。
体育文化的润浸是形成崇尚体育运动社会风气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崇尚体育运动社会风气的过程中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一，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体育文化的核心内涵，是营造崇尚和参加体育运动社会风气的有效手段，要加大挖掘中华体育精神蕴藏的文化基因，尤其是爱国至上、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中华体育精神蕴涵的丰富的育人功能和价值，让其成为深入人心的力量；第二，坚持奥运冠军榜样力量的价值引领作用，让阳光乐观、自律性强、积极向上的奥运冠军成为新时代青年人的榜样，利用奥运冠军的冠军效应、明星效应、偶像效应等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第三，以优秀运动员为核心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和培育具有优秀个人品质的体育明星形象，挖掘他们身上最深层的育人价值内核，为实现体育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3.5 以体医融合为工具，为建设体育强国注入强劲动力
实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要将“体医融合”作为解决全民健身工作的技术核心，探索“体医融合”促进健康之路，解决群众健身参与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提升体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通过“体医融合”助力健康中国战略。新时代，要加快“体医融合”的进程，走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
体医融合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与工具，能更好地服务于体育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首先，从体制创新入手，成立由中央领头的“健康服务与管理”领导小组。打破体育、卫生等各自为政的条块式管理模式，健全由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机制，破解因条块分割导致的政出多门、碎片化管理、部门隔阂及互设壁垒等问题，建立统一完善的“体医融合”服务标准，形成“医”“体”齐抓共管的慢性病防控格局。其次，支持型医院临床科室设立运动治疗室、健身指导室等场所，将慢性病的预防、治疗与健身运动相结合，推动非医疗健康干预措施，为群众提供健身方案和运动促进健康的指导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要优化医学类院校全科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专业的课程内容设置，将运动干预作为治疗手段纳入上述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尝试开设《运动处方》课程，帮助医学生更新知识结构，培养具备医学和运动科学知识、既懂“体”又能“医”的复合型高端人才，使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开出医学处方和运动处方，以运动治疗室、健身指导室为抓手推动“体医融合”尽快落地。
4 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应时代要求而生，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和实践向度。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是其生成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探索是其生成的历史依据；对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切和回应是其生成的现实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明确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贯彻着“文化自信、交互融合”的价值新理念，确立了“遵循规律、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实践路径:以竞技体育为引领，深挖其带动和引领作用；以全民健身为根本，夯实体育强国群众基础；以体育产业为支撑，壮大体育强国经济根基；以体育文化为抓手，营造崇尚运动的社会风气；以体医融合为工具，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摘自：武旭，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体育研究与教育》，2022.06
近5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奖牌项目特征分析及启示
2021年东京奥运会顺利落下帷幕，我国取得了38金32银18铜的好成绩。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9个大项，到2021年的28个大项，奥运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奥委会决定，2020年起奥运会将以25个核心项目和3个新增项目为比赛项目，因此，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增加与删减，对我国体育代表队来说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能否顶住压力，对我国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2004—2021年历届夏季奥运会我国获奖牌项目特征进行分析，并深入剖析我国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的特征，总结成功经验，改正不足，为我国备战巴黎奥运会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近5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奖牌项目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新浪网等官方网站搜索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了解近5届奥运会我国获奖牌项目情况，为本文提供数据支撑。
1.2.2 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2007软件对近5届奥运会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5届奥运会我国获奖牌项目分析
由表1可知，在奥运会举办的25个大项（以巴黎奥运会为主）中，中国共有21个项目获得过奖牌。其中游泳（含花样游泳、跳水、水球）、举重、体操（含艺术体操、蹦床）、乒乓球、射击、羽毛球是我国的实力项目，金牌数和奖牌数位居前列，成绩相对稳定。田径是奥运会的比赛大项，共有47个小项，但我国田径金牌和奖牌数与体育强国差距较大，仅有1—2个项目占有一席之地，夺金实力较差，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跆拳道、击剑、柔道、拳击项目实力整体较均衡，皮划艇、自行车、赛艇、帆船帆板、排球（含沙滩排球）、射箭和网球项目在夺金方面实力较差，竞技实力较弱。曲棍球、现代五项、篮球项目我国也获得过奖牌，但数量较少，只是在某届奥运会上发挥出色夺得奖牌，没有夺金实力。除此之外，在铁人三项、足球、手球和马术项目上我国已经连续5届没有获得过奖牌，说明我国薄弱项目较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急需加强。
奥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个分项，包括游泳、跳水、花样游泳和水球。我国跳水项目是游泳大项的主要夺金项目，共获得33枚金牌，52枚奖牌。我国跳水运动员实力较强，夺金实力位列前茅，是我国能跻身于奥运会排名前列的重要支撑项目之一。其次是游泳分项，共获得11枚金牌，30枚奖牌，从整体来说我国游泳分项实力偏弱，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夺金项目较少。再次，花样游泳我国只获得过7枚奖牌，连续5届没出现过金牌，说明我国需要提高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实力。最后，水球一直是我国的弱势项目之一，在近5届奥运会上我国从没获得过奖牌，说明我国需要加强水球运动员的训练，这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2 近5届奥运会我国获金牌项目分析
在近5届奥运会中，我国获金牌项目总数均超过10项，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我国达到近5届的最高水平，共有15个项目获得金牌；在第31届奥运会上，我国仅有10个项目获得金牌，并且我国的“优势项目之一”的体操没有收获1枚金牌；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又有所上升，相比于第31届奥运会，在体操、击剑、皮划艇、帆船帆板和赛艇上有所突破，但是在排球和跆拳道项目上有所下降，说明我国在这些非优势项目上成绩极不稳定，竞技状态起伏较大，竞技实力不均衡，运动员竞技参赛夺金实力不够雄厚，整体实力距离世界高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有六个项目连续5届获得金牌，包括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游泳，有3个项目在4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分别是体操、田径、跆拳道，皮划艇、击剑和帆船帆板项目3次获得金牌，柔道、排球、自行车、赛艇、拳击两次获得金牌，射箭和网球仅有一次获得过金牌。从整体上看，我国竞技运动员的夺金实力不均衡，在很多项目上出现成绩不稳定的情况，需要继续加强。
2.3 我国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分析
2.3.1 我国优势项目分析
2.3.1.1 我国优势项目获奖牌特征分析
根据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等级划分，可以将体育项目划分为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和待发展项目。历年来，依靠优势项目夺取金牌是我国体育代表团的战略，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主要来自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射击、羽毛球等，我国主要依靠这些优势项目跻身金牌榜和奖牌榜前列，也充分发挥了其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六大优势项目具有非常高的夺金实力。从横向分析，我国的跳水、举重、乒乓球三项发挥非常稳定，整体实力强大，分别获得33、30、19枚金牌，是我国的霸主项目。从近5年体操项目的奖牌来看，体操虽然是优势项目，但发挥较不稳定，在第29届奥运会上发挥突出，共获得11金2银5铜，但在第31届奥运会上仅获得1银4铜的成绩，竞技实力急速下滑，到第32届奥运会又有所提升，说明我国体操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发挥较不稳定，出现起伏较大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稳固运动员的整体竞技能力，争取一直保持其项目的优势。射击是一项对运动员心理素质要求极高的项目，心理稍有波动可能就会错失金牌，在近5届奥运会中，我国射击成绩较稳定，第31届奥运会取得1金2银4铜，是历届以来最低成绩，第32届奥运会又有所提升，获得4金1银6铜的好成绩，保住了我国的射击地位。从整体上看，我国射击项目表现相对稳定。羽毛球项目成绩呈现一种下降趋势，由第30届最好成绩5金下降到第32届2金，说明我国羽毛球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不稳定，下一步需要加强其竞技能力和夺金实力。总体来说，这六大项目仍是我国的夺金热点，想要继续保持这种优势，需要严阵以待，不能松懈，以保持最佳竞技实力。
2.3.1.2 我国优势项目获奖牌运动员年龄特征分析
从获奖牌数上看，女子跳水获奖运动员的年龄基本上集中在20岁以下，其次是25岁以上，分别是13人和7人；男子运动员与女子正好相反，最多的是年龄25岁以上，其次是20岁以下，分别是7人和10人，说明跳水运动员的年龄跨度较大，年龄大的运动员经验丰富，年龄小的运动员身体柔韧等素质良好。举重项目无论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获奖牌最多的都在25岁以上，获奖牌比为10：11，说明举重项目年龄较大的运动员经验丰富，同时项目特点要求运动员要达到较高的力量素质具有较好的竞技实力。从体操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看，女子运动员年龄偏小，而男子运动员年龄偏大，说明体操年龄小的女运动员具有较好的柔韧素质、较强的竞技实力，发挥出色；年龄较大的男运动员具有较强的力量素质竞技状态较好，实力较强。从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项目看，发现男女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大都集中在25岁以上，说明具有一定参赛经验的年龄较大的运动员竞技实力较高，夺金能力强。因此，把握各个项目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特征对科学选材和保证优势项目的夺金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2.3.2 我国潜优势项目分析
2.3.2.1 我国潜优势项目获奖牌特征分析
潜优势项目就是在主客场都具备较好的条件，有望较快地提高竞技水平并进入世界前列的项目。根据近5届奥运会金牌总数，将2≤X≤10（X代表获金牌数）的金牌数定为潜优势项目。
近5届奥运会中有11个项目的总金牌数≥2枚，其中在这些项目中，游泳、田径、跆拳道、击剑、拳击、帆船帆板和自行车项目连续5届获得奖牌，并且游泳项目是获金牌和奖牌最多的，其总奖牌比为11：10：9，第30届获奖牌最多，共获得5金2银3铜，但是到第31、32届其金牌数有所下降，说明游泳运动员的竞技实力、状态不稳定。田径项目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比较落后，没有一届金牌数超过2枚，说明我国运动员在田径大项上不具有优势，仅在个别项目有所突破，总体成绩较差。击剑项目和柔道项目都获得4枚金牌，但柔道项目在第32届奥运会上没有收获奖牌，其竞技状态非常不稳定。拳击、帆船帆板和自行车项目虽然连续5届获得奖牌，但是运动员夺金实力较弱，分别获得3枚、3枚和2枚金牌；皮划艇项目在第30、31届奥运会上没有收获奖牌，另外3届每届收获1枚金牌，说明运动员的竞技成绩不稳定；赛艇和排球项目都获得2枚金牌，赛艇一般保持在1枚金牌，而排球项目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表现失利，未获得奖牌。从整体来看，我国在这几个项目上的表现与优势项目存在较大差距，运动员竞技实力不稳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些项目的训练与指导。
2.3.2.2 我国潜优势项目获奖牌运动员年龄特征分析
在这11个项目中，男女运动员获奖牌比例差距较大。从游泳项目来看，女运动员的年龄大多集中在20岁以下有16人，其次是23岁有6人；在男运动员中，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或年龄段集中在≤20、21和≥25岁，其比例为4：3：4。在田径项目中，我国男女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偏大，25岁以上居多，分别有5人和8人。跆拳道和拳击项目男女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都大于20岁，并且25岁以上居多，其余各年龄比较平均。击剑项目女获奖运动员多于男获奖运动员，其主要集中在≤20、24和≥25这三个年龄或年龄段，比例为3：4：4，而男运动员主要年龄主要是25岁以上，年龄偏大。在柔道和赛艇项目中，女获奖运动员明显比男运动员多，且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以上，分别是10人和16人。皮划艇项目与之相反，男获奖运动员偏多，但年龄也较大。在自行车、帆船帆板和排球项目中，所获奖牌都以女运动员为主，并且年龄大都集中在25岁及以上，其中排球在25岁以下分布比较平均，比列为4：3：4：4：6。由此可见，在潜优势项目中，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优势较大，竞技实力较强，在年龄选择方面，年龄偏大的运动员居多，说明该年龄段运动员经验丰富，实力雄厚。
3 我国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的发展策略
3.1 优势项目发展策略
3.1.1 科学选材，保持优势地位
科学选材是保证我国竞技优势项目始终保持强势发展的重要前提。跳水、体操、乒乓球、举重、羽毛球和射击项目作为我国的优势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其独特性，身体素质是选材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测试指标。跳水需要运动员极好的平衡能力和心理素质，体操运动员需要良好的体能素质，乒乓球和羽毛球在技、战术等方面要求极高，举重运动员需要极强的爆发力，射击运动员对心理素质要求极高。此外，在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方面也有要求，如举重运动员一般身材庞大，体操运动员小巧玲珑。因此，在选材过程中，应根据各个项目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制定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
我国的竞技优势项目一直是奥运夺金热点，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在选材方面，经过层层选拔，无论是年龄大小，只要有潜力就是选材重点。因此，在选拔后备人才或者参加奥运会人选时，要优中选优，精中选精，保持我国优势项目的地位。
3.1.2 抓好关键技术，强补弱势技术
优势项目对我国奥运会排名位列前茅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优势项目想要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紧跟技术潮流，抓好关键技术。教练员和科研团队等相关人员要深刻把握国际赛事项目的规则以及技术等变化，时刻走在国际前列。在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中，在保证比赛成绩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训练方式和方法。
我国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其竞技状态也不稳定，应根据自己的项目特征，把握技术细节，补齐短板，集国家、社会、团队等力量，全方位的提高技术水平。
3.2 潜优势项目发展策略
加强专项训练，突破难度动作。专项训练是完成高难度动作的重要保证。我国的潜优势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项技术不过硬、难度动作无法突破、动作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造成。如田径和游泳项目占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比重极大，但我国仅在几个小项上有所突破，在大多数项目上没有一席之地。在重竞技项目（除举重）上，运动员的成绩在逐步下滑，竞技状态发挥不稳定。在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上，我国运动员在体能、技战术等方面与强国还有差距。在排球项目上，我国运动员的传、垫、扣等技术动作不稳定，质量较低，运动员的基本技术都不够扎实，最终导致比赛失利。
我国潜优势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应加强专项训练，突破高难度动作，一方面，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中要重视基础动作的训练，精雕细琢，不断提高动作质量；另一方面，相关团队要不断深入研究高难度技术动作的训练方法，积极向优秀的国家汲取成功经验，将其优秀经验融入个人训练中，加强专项及高难度动作的训练。
4 结论
4.1 在近5届奥运会中，我国共有21个项目获得过奖牌，跳水、体操、举重、乒乓球、射击和羽毛球是我国的优势项目，在铁人三项、足球、手球和马术项目上我国连续5届零奖牌，两极分化较严重。
4.2 从奥运会金牌特征看，我国有6个项目连续5届获得金牌，包括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游泳，有3个项目在4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分别是体操、田径、跆拳道，皮划艇和击剑项目3次获得金牌。
4.3 从优势项目获奖运动员的年龄特征来看，我国运动员的年龄一般集中在20岁及以下或25岁及以上，21—24岁之间分布较少，从潜优势项目来看，运动员的年龄大多是25岁及以上，游泳除外，并且大部分项目女获奖运动员多于男获奖运动员。
——摘自：孙秀洁，赵鲁南，近5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奖牌项目特征分析及启示——《辽宁体育科技》，2022.02
机遇与挑战：5G时代高校体育教学的转型与升级
进入21世纪，各种新科技加速演进，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从物联网到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虚拟仿真技术、智能机器人等各类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信息与数字化已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对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高效管理、人民生活质量提升有着重大影响。随着5G芯片技术的攻克与应用，信息与数字化使人们的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与可能。2019年6月6日，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家企业发放5G牌照，标志着5G技术已正式进入应用阶段。目前，5G技术已经引起各行业的高度重视，与之相关的产业也迅速崛起，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初显成效。5G时代，移动数据流速比4G时代提升了1000倍，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的三大特点突破了单位时间数据流的局限和多人同时使用卡顿的局限，为高校体育教学实践实现数字化信息教学提供了视频资源快速获取，采集分析动作时间缩短，满足超高连接密度的技术保障，也为高校体育教学实现信息化和数字化教学带来了机遇。然而，如何依托5G技术优化教学要素、丰富教学资源、重构教学模式、实现传统体育教学向数字化信息教学的转变还面临诸多挑战。
1 5G时代高校体育教学转型升级的历史必然
1.1 数字新业态是数字与信息化时代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然
习近平在研究应对我国疫情工作会议上指出：“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要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推动增加电子商务、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数字传播组织召开了以“数字经济催生出行业新变革”为主题的“拾人谈”云访谈。吴洪洋研究员指出：“未来，在全力推进传统业态向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还要不断催生健康有序的出行领域新业态”。疫情期间我国超过1800万企业在线进行远程办公。线上销售业务增长迅猛，一些产品订单较同期增长220％。本着“停课不停学”的宗旨，在线网络教育井喷式增长。全日制在线教育平台100多个，适应大学生专业课、公共课、通识课近8000门。
1.2 智慧校园文化建设是智慧化时代教育理念转型的基本要求
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造就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给所有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与创新，智慧城市作为数字经济赋能的主要舞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提高城市“数智化”水平，让城市“大脑”更“聪明”，已成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化时代需要有懂得和熟知智慧技术的现代人才，同时也需要教育的智慧化转型服务智慧人才的培养。顺应时代发展，建立以数据和信息流为重心的新智慧时代，而高校体育教育的智慧化转型是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1.3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是学生既是服务的对象，又是学校的主人。教育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要从政治、哲学、法律、社会和教育等综合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与学生的关系，切实致力于每个学生的发展。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校体育教学新模式，仅在传统体育教学的课堂环境和时空限制下很难实现教育教学的个性化服务，而突破这一壁垒的关键在于，高校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深度与广度。
2 5G时代高校体育教学转型升级的现实机遇
2.1 网络体育课程资源的丰富多样
目前高校体育教学中课程资源主要来源于教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大学生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日益增长，现有体育教材的知识更新速度和内容已很难适应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在5G时代下，如何利用5G通信技术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传递教学资源，增加课堂教学的灵活性，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5G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高校体育教学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途径获得所需知识已是5G时代下每位教师和学生必备能力之一。发挥高校各种资源优势，抓住机遇，利用丰富的体育课程资源，实现多元化教学，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抓手。
2.1.1 体育赛事平台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手机用户的普及，一些专业体育赛事网站和平台为体育教学提供了免费的教学资源。如新浪竞技风暴、乐视体育、腾讯体育、网易体育、章鱼TV、PPTV聚力等互联网体育赛事网站。这些网站主要对国内外的足球、篮球、排球、台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体操、射击、帆船、马术、拳击、搏击、NFL、户外、冰雪、健美健身、高尔夫、钓鱼等体育竞技比赛进行直播和宣传报道，能够为观众提供覆盖面最广的比赛赛程和多样化的直播体验。在体育教学中可以利用5G网络所具有的传输速度快和比赛数据的获取无时延的特征，结合本校体育教学项目的实际情况获得更丰富的教学素材，提高教学过程中的时间利用率，扩大课堂教学的容量。这些网站除了有关于众多体育竞技项目比赛的直播、宣传和评论外，还有一些对各项目的历史概况、项目装备、比赛规则、观赏比赛等基本知识的介绍。这些资源可以为我们体育教学所借鉴和利用，有利于学生对所学项目的了解和技术的掌握，还可以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为终身体育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2.1.2 各类慕课资源
2012年以来，作为互联网与教育教学结合产物的在线开放课程——即慕课迅速兴起。在教育部的积极推动、各高校的踊跃参与下，我国高校的慕课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建设与应用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随着信息技术从互联网时代进入到5G数字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仿真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种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慕课的大规模兴起，目前不论是在建设主体、参与主体、教学模式，还是在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慕课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关于体育教学和健身锻炼方面的慕课也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它改变了传统依靠课堂讲解知识传授技能的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突破了教学空间环境和时间、人数等因素的限制，满足了当前大学生对于多样化健身知识和技能学习需求，调动了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对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缓解当前教育资源紧张，促进享受教育公平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5G时代的体育慕课不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图片、视频进行教学，而是将视频课程、课堂作业、课后练习、课后辅导、小组练习等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融入到慕课当中，更多的是采用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增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实现对学生在线学习、练习情况的监督和检测。可见，各类体育慕课为体育教师和大学生提供健身知识共享、个性健身服务以及锻炼交流平台是必然的趋势。随着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普及应用和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各高校之间也将形成体育慕课教学资源共享，强院校带动弱院校，专业院校带动普通院校，大院校带动小院校，实现体育教学共同发展，教学效率共同提高的势态。
2.1.3 微信公众平台资源
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腾讯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正式推出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是面向名人、政府、媒体、企业等机构推出的合作推广业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不但可以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如发布消息、召集活动、赛事传播、资源分享等，还可以将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我们体育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体育教学中加以利用。鉴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强大功能和我国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一些专业的体育机构和体育协会甚至是一些高校的体育部门相继推出了本部门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些官方微信平台不仅设有相关新闻动态、赛事报道等栏目还有居家健康、项目推广、在线课程等内容。这些专业协会、体育机构在自己官方微信平台。推出的一些体育专业课程何尝不是对各高校体育教学资源的一种补充。学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只需关注该公众号便可免费享用自己需要的体育课程资源进行学习。
2.2 体育教学设备的日新月异
体育设备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体育设备能否满足高校体育教学的需要，对于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体育学习和有效课外体育锻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随着5G时代的到来，高校体育教学中一些高新科技体育设备也不断出现并被广泛应用。
2.2.1 运动类APP的普及应用
运动类APP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广泛应用，据统计，2019年中国运动健身类APP的活跃用户达到9800万人，全国90％的高校在体育教学中运用到各类健身APP软件。由于各种运动类APP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具有便捷性、专业性和互动性的特点，使得高校体育教学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层面的限制，为高校体育教学带来了新思路。目前有步道乐跑、keep、feel、薄荷、悦跑圈、咕咚、火辣健身、每日瑜伽、约运动等近百种健身APP，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校园，这些与教育和体育相关的APP均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一些体育教学、科学运动、合理膳食和康复治疗等方面的视频和课程。如何合理运用各类运动类APP，发挥这些信息终端在信息化教学的作用，发挥其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优势，使其成为体育教学改革的助推器，是各位高校体育工作者应解决的重要课题。
2.2.2 智能可穿戴运动设备的应用
随着我国5G技术商用的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产品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它主要是通过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实时采集大量用户健康数据信息和行为习惯，因此，受到消费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追捧，仅2019年前三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达到1400万部。目前，智能可穿戴运动设备的种类很多，从头到脚全身能佩戴的部位都有相关的产品问世，这些产品在体育健身、赛事转播、国防军事、医疗卫生和时尚娱乐等领域已被广泛应用。由于智能可穿戴设备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便携性和感知性等特点；具有心率检测、GPS定位、血压读报、汗液分析、温度测量、睡眠质量评判、卡路里消耗、葡萄糖参数读取、动作捕捉等强大功能，它将逐渐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有力助手。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向着个性化、虚拟现实、智能监控等方向不断快速发展，并与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有效结合。这些智能可穿戴设备在不久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到高校体育教学实践当中来。体育教师根据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各种反馈数据，实时监测学生的运动强度，规范技术动作，激发学生兴趣，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难度，防范运动伤害，并形成科学化、合理化的评价体系。因此，在智能可穿戴设备转变为体育教学常规设备之前，我们每位体育教师应提前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实现体育课堂数字化、科学化、可视化做好准备。
2.3 智能体感设备的广泛出现
体感互动是新一代的人机交互方式，是人机交互方法的革命性变革。体感互动是通过硬件互动设备、体感互动系统软件以及三维数字内容，即时动态捕捉、影像辨识、麦克风输入、语音辨识等功能来感应参与者的体态变化。目前，体感互动技术主要通过VR、AR及MR技术等交互方式增强现实体感。通过人体识别、体感隔空操作、体感互动游戏等新型互动形式完成与大幕进行交互，突破了传统的手柄，鼠标和穿戴设备的人机互动操作方式，再通过绿幕抠像处理技术，达到真实人物与虚拟人物互动的效果。目前在游戏娱乐、康复训练、竞技体育训练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我国部分高校已经根据本校的教学需求，通过专业的科技公司对攀岩、拳击、高尔夫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网球、跨栏、滑雪、滑板、射箭、健美操等十几个项目进行互动内容定制，在日常的体育教学中给学生以全新展示与体验[13-16]。随着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久的将来这种互动新颖、娱乐性强、操作简单的体感互动设备将会在各个高校的体育课堂中出现。
2.4 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
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各项事业发展所确定的准则，是我们行动的法律依据和有力保障。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高校体育教学在5G时代下的升级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国务院在2015年7月4日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这些纲领性的文件指出高校应注重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尽快引入相关专业教学中；鼓励学校探索新型网络化的教育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优质数字资源；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到2022年基本实现信息化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为5G时代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教学重要内容之一的体育教学也将面临无限的机遇和诸多的挑战。
3 5G时代高校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未来挑战
目前，信息技术虽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得到了一定应用，但由于受数据流速的制约，仅局限于文字、图像和容量较小的视频资源。体育实践教学中运用较多的是视频动作的传输、播放、采集、分析等，单位时间内需要更多的数据流，对于传输速度要求较高。这种信息数据流速的制约使得一些高科技技术，如AI、AR、快速动态技术分析等技术，因为数据流速的限制而难以真正被体育教学实践广泛使用。5G时代下体育教学向着科技化、智能化方向不断转化且普及应用，体育教学突破时空因素的限制，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如何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合理运用这些高新科技体育设备，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优化体育教学效果，对我们每个高校体育教师提出了挑战。
3.1 教学资源数字库规范建设
网络课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国内出现，但仅是将一些视频、资料、课件等公布在网络上，供学生学习使用，而很少考虑学生的交流与反馈因素，无法实现实时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教学效果无法完成实时在线评价，从而无法在高校体育教学时间中大规模推广。疫情期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了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教育部免费开放国家精品等在线课程2.4万余门，组织了20余个在线课程平台，也制定了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各高校也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师利用各种各样的教学平台和教学手段进行线上教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影响不大，有的教学效果反而提升了不少。显示了5G时代下人工智能手段的强大功能，也给远程体育教学、线上体育锻炼带来了无限的可能。然而，从当前线上资源质量来看，由于没有规范的教育计划为指导，资源素材呈现各为其主，五花八门的状况。尽管一些学校免费为全国高校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平台以供利用，但由于很多教师尚属初次接触线上教学，一定程度对优质资源的利用大打折扣。因此，今后高校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中，体育教学数字资源建设将面临两大主要挑战，一是如何构建规范统一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二是加快构建包括体育教学需要的，服务广大体育参与者多种需求的大数据分析库，如技术分析、健康分析、产业分析等所需的数据库。
3.2 数字化教学转型的制度支撑建设
数字化转型在突破时空地域壁垒的同时，也为高校体育教学数字化实践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其表现为，一是学生学习不再受课堂的时空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同教师进行互动学习，但在此情景下，教师该如何“随时随地”给予学生答复，其个人空间被挤压，工作时间被延长，该如何给予政策上的指导；二是个别学校提供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他们的无形劳动该如何给予肯定；三是当学生选择了其他学校的线上课程教学，他们的学分该如何计算，谁来监督。诸如以上问题，在今后的高校体育教学数字化转型中应有一套规范的制度予以保证。
3.3 智慧体育教学的资金投入
2019年疫情防控期间，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利用机器人在对医疗物资进行传递、配送，代替人工进行巡查医院等工作；在隔离的社区运用无人机完成快递配送、生活用品的购置等任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发和建设高端体育终端设备是先进技术在教学中真正落地应用的重要环节。因此，高校体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或来源成为关键，一是高校体育教学与高水平训练不同在于它面对的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在校学生，若除手机终端外需要额外购置如电子手环等相关运动设备，费用该由谁来承担；二是作为一线体育教师，如果需要开发教学所需的体育设备等，他们该如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三是智慧校园建设的资金如何得以实现。
4 结束语
5G已逐渐融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蓬勃的发展趋势，高校体育教育资源也将成倍暴增，与现代信息技术相关的一些高新科技产品在教学中已经开始不断应用或即将应用。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校体育教师和学校相关部门对5G技术带来的各种利弊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的策略，应当积极构建体育信息化平台，不断丰富教学环境，有效利用各种资源；转变教学理念，优化教学模式，利用新技术，借助新手段，构建高效体育课堂；实现高校体育教学的转型与升级，促进高校体育可持续发展。
——摘自：胡炜，机遇与挑战：5G时代高校体育教学的转型与升级——《辽宁体育科技》，2022.02
亚运会中日竞技实力比较与前瞻分析
中国竞技体育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面临多重矛盾交织叠加、改革任务困难重重等困境。亚运会历来是检验亚洲地区体育运动发展水平的最高舞台，同样也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以来都高度关注，尤其是日本，其代表队近几届的亚运会竞技实力节节攀升，凭借主办东京奥运会契机，在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上崭露锋芒，遥遥领先韩国，趋近中国（1990年以来差距最小），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洲第2。这些都与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而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日本效仿中国和英国当年的“举国体制”，全力备战奥运会，最终收获27枚，基本符合预期。杭州亚运会是又一次来到家门口的展演，我们不仅要为之提供全方位、高水准的赛事服务，而且更要在熟悉的赛场上充分展现中国体育实力和中华体育精神，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已然战鼓雷动的巴黎奥运会中日之争只会空前激烈。为全力做好杭州亚运会的参赛工作，全面提高我国竞技水平和亚运会竞争力，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本文拟比较分析中日亚运会竞技实力，为杭州亚运会提供参考与建议。
1 亚运会中日金牌趋势比较
日本是从1951年开始参加第1届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中国是从1974年第1次参加第7届伊朗德黑兰亚运会。虽然日本比中国多参加了6届亚运会，但是在金牌数量上中国遥遥领先日本，其次奖牌总数也高于日本。
1.1 近10届亚运会金牌趋势比较
近10届亚运会上，中国金牌奖牌数一直领先日本。1994年第12届广岛亚运会，日本作为东道主共获得64枚金牌，而中国在该届亚运会共获得125枚金牌，接近日本金牌数2倍。1998，2002，2006，2014，连续4届亚运会，日本的金牌数都没有突破60枚，中国的金牌数则始终在120枚以上。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上，日本队获得75枚金牌，中国则获得132枚金牌。总体趋势而言，中国以北京奥运会前后的亚运会为分界点，之前的竞技实力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日本则在北京奥运会后表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直至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上的最佳表现。可见，中日在亚运会上的较量是此起彼伏（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一0.685），即相互牵制的相关程度接近0.7。
1.2 近4届亚运会奥运项目金牌总数趋势中日比较
中国近4届亚运会中奥运项目金牌数，如果不计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的东道主效应，出现了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这或与我们国家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着力发展群众体育的方向调整有关，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和重大战略举措使竞技体育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其综合功能和多元价值提出更高要求；相反，日本近4届亚运会金牌数呈现线性上升趋势，前3届金牌数基本保持不变，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奥运项目金牌数则有所上浮，达到67枚，增长了48.9％。而中国从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到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的奥运项目金牌数成下降趋势，但属于“高位放缓”趋势，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奥运项目金牌仍然达到117枚，并排名第1。但中、日在奥运项目的金牌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也与日本为东京奥运会的竞技体育发展支持有关，日本体育厅在2016年10月决定了名为“铃木计划”的拨款重点强化项目，位于最高级别的S级备战经费上调30％，共有5个项目：柔道、摔跤、体操、羽毛球、空手道。其次是A级备战经费上调20％包括10个项目：举重、游泳、田径、滑板、攀岩、棒球、帆船、垒球、乒乓球、网球。
中、日在亚运金牌中的奥运项目数占比上也存在一定差异。2006年第15届多哈亚运会为分界点，之前中国的奥运会项目金牌数占比高于日本，之后日本一直高于中国，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双方最接近。奥运项目与竞技体育关系密切，这也表明日本近年来对竞技体育的重视高于中国；非奥项目的金牌一定程度上与其群众基础和社会欢迎程度有关联，也是国家对唯竞技体育的锦标主义的一种淡化，吻合我国关于“体育强国”中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的政策导向。
1.3 近4届亚运会主要夺金项目中日比较
排名TOP 11的项目分布中，中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项目有：射击（82：1）、跳水（40：0 ）、武术（38：0 ）、举重（25：0 ）和乒乓球（24：0 ）等6项;日本占据相对领先地位的项目有柔道（26：8 ）、空手道（13：3 ）、摔跤（12：5 ）、铁人三项（8：1）等4项。
在中、日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的项目分布上，游泳项目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田径和自行车。并且这些都是奥运项目。
2 中日亚运金牌与奥运金牌的关系
2.1 中日亚运金牌与奥运金牌的关系
中国在亚运会上的金牌数与邻近奥运会金牌数呈现一定的等级正向相关，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接近0.7，说明亚运会上的竞技实力表现一定程度上与2年后的奥运会表现趋势有关。根据亚运会上的竞技实力表现来调整奥运会备战方略有相应的参考价值。
根据历年数据未发现日本亚运会金牌数与邻近奥运会金牌数存在等级相关。奥运会竞技实力的总体趋势而言，中国渐降，日本渐升。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日两国金牌数分别为38枚和7枚，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日两国金牌数分别为26枚和12枚，2021东京奥运会中、日两国金牌数则分别为38和27枚。
2.2 近4届亚运会主要夺金项目奥运金牌、奖牌转化效率比较
金牌转化效率=2年后的奥运会某项目金牌数一某届亚运会上某项目金牌数量。中国在近4届亚运会上的主要奥运夺金项目在邻近奥运会中的金牌转化效率依次是：举重（0.92）＞跳水（0.65）＞乒乓球（0.63）＞体操（0.36）＞射击（0.15）＞游泳（0.10）＞田径（0.09）＞皮划艇C0.07）＞自行车（0.04）＞赛艇C0.03）。近2届的金牌转化效率与之相比，增加的有：举重、乒乓球、游泳、田径、自行车等5个项目；转化效率降低的有：体操、射击、皮划艇、赛艇等4个项目；跳水项目基本保持不变。相应的，日本的金牌转化效率依次是：摔跤C1.0）＞体操（0.67）＞柔道（0.62）＞游泳（0.13）＞田径（0.11）。近2届的金牌转化效率与之相比，增加的有：摔跤、体操等2个项目；转化效率降低的有：柔道、游泳、田径等3个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日本本土传统的空手道项目已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18印尼亚运会上该项目获得13块金牌，甚至高于摔跤项目12块金牌。
奖牌转化效率=2年后的奥运会某项目奖牌数一某届亚运会上某项目金牌数量。中国在近4届亚运会上的主要奥运夺金项目在邻近奥运会中的奖牌转化效率依次是：举重（1.24）＞乒乓球（1.08）＞跳水（1.03）＞体操（0.74）＞射击（0.38）＞田径（0.28）＞游泳（0.28）＞自行车（0.25）＞赛艇C0.15）＞皮划艇C0.07）。近2届的奖牌转化效率与之相比，转化效率增加的有：举重、射击、田径、游泳、自行车、赛艇等6项；转化效率降低的有：体操和皮划艇等2项；乒乓球和跳水基本保持不变。相应的，日本的奖牌转化效率依次是：摔跤C2.08）＞体操（2.00）＞柔道（1.38）＞游泳（0.61）＞田径（0.39）＞自行车（0.25）＞皮划艇00.13）＞帆船帆板（0.13）。近2届的奖牌转化效率与之相比，转化效率增加的有：摔跤和皮划艇等2项；转化效率降低的有：体操、柔道、游泳、田径、自行车和帆船帆板等6项。
综合亚运看奥运，举重、跳水、乒乓球稳居中国从亚运到奥运的金牌高效转化之首，亚运会的金牌过半都能转化为奥运金牌。游泳、田径、自行车等项目冲金潜力有增，体操、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冲金潜力略减；日本的摔跤、体操的奥运金牌转化效率最高且稳，摔跤超过100％都能转化为奥运金牌，体操七成可转化为奥运金牌。此外，空手道的13块亚运金牌亦将直逼金牌。柔道、游泳、田径等项目的奥运冲金潜力下降，不容小觑的是，其传统柔道项目亚运向奥运的金牌转化效率有0.62降低到0.27，滑铁卢式下跌必定引起高度关注。铃木计划中S级的项目还包括了羽毛球项目，以保证夺取金牌数量最大化，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双金牌、2018年尤伯杯和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团体金牌、2018年世锦赛男单冠军等大批团体项目和单人项目的羽毛球金牌收入日本囊中，足见其羽毛球争金夺银的实力。皮划艇项目竞技实力在不断提高，可能具备一定冲金潜力。
3 近8届亚运会三大球中日竞技实力比较
近8届亚运会中国女子排球的竞技实力非常稳定，6次夺得亚运会冠军，2次亚军，成为三大球项目中竞技实力最强最能展现国家形象的运动项目。
中国男排虽然分别在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和1998年第13届曼谷亚运会获得过2次冠军，但近年来的总体竞技实力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在2018年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的表现为历史最差的第9名。相较而言，主要对手日本男排则表现强劲，分别于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获得冠军，2014年第17届仁川亚运会获得亚军，2018年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派二队出战，有意保留实力，或计划在杭州亚运会上大显身手。此外，连续最近2届亚运会夺冠的伊朗队和一直以来稳居亚运会前3甲之列的韩国队都是面临的主要对手。中国男排由此也成为振兴三大球项目中重点扶持和大力追赶的项目。
中国男女篮水平也趋于稳定，除了2014年第17届仁川亚运会上纷纷败于韩国男女篮，近4届亚运会均获冠军。认为杭州亚运会的东道主优势会为中国男女篮的竞技实力发挥添砖加瓦。
中国足球可谓三大球中最弱势、需重大关注的项目。中国女足相对较好，近4届亚运会基本保持在第2梯队，尤其2018年亚运会出现好转趋势，夺得亚军实现重大突破，是近12年来的最好成绩。中国女足姑娘们更需毫不松懈，再接再厉，为杭州亚运会的更近一层做好充分的准备。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
中国男足自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以来的26年中，亚运会最好成绩是1994年第12届广岛亚运会的亚军，其次是1998年第13届曼谷亚运会的季军。近年来，中国男足在整体上出现竞技实力下降明显，且扩大化趋势。且近3届亚运会的表现趋于历史之最低谷，仅仅在16强门口徘徊，稍有不慎或小组难出线。相比之下，日本男足分别于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获得冠军，2018年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获得亚军的强势表现。中国男足的亚运征程或更加任重道远，需要着力研究训练、竞赛和团队建设的科学规律，步步为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亚运会竞技实力总体趋势上，中国渐降，日本渐增，中、日之间的竞争激烈。中、日都有各自（6：4）占据绝对优势的项目，日本主要是格斗类项目。
（2）游泳、田径、自行车等项目的已有竞争归根结底是体能训练科学化较量，重视体能训练依然是备战亚运会和奥运会重头戏。
（3）三大球首要关注男足，其次是男排，竭尽全力做好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攻坚准备。
4.2建议
（1）格斗类项目在保持自我优势的同时，应科学挖掘中华武术、散打、中国跤等民族传统格斗的优势资源，融合中西，逐步提高。
（2）根据雅加达亚运会上的整体表现，深入剖析体操和射击项目近期失利的原因，重拾传统优势项目在杭州亚运会上的夺金点。适当回避日本绝对优势的摔跤项目金牌争夺，密切关注和预防其柔道“东”山再起。
——摘自：尹树来，王庆军，凌勇，亚运会中日竞技实力比较与前瞻分析——《四川体育科学》，2022.04
中国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研究
衡量一个国家竞技运动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奥运会金牌数量和奥运会冠军人数。奥运会冠军群体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奥运会冠军群体的研究已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
谭志刚等指出，我国奥运会冠军数量与各地经济总量的相关性非常显着，女性冠军多于男性冠军，不同项目夺冠年龄跨度相差较大，不同类别项目的运动员身材差别较大；姜桂萍等指出我国历届夏季奥运会女子冠军的平均年龄为22.7岁，大多数出生于贫困或普通家庭；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对冠军空间分布产生不同影响。黄潇潇，牛小洪等学者也从时空视角研究了夏季奥运会冠军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上这些均以夏季奥运会冠军为研究对象，且偏重因素分析。笔者以1896年—2016年共举行的31届夏季奥运会，1924年—2018年共举行的23届冬季奥运会所产生的奥运会冠军与金牌为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我国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以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详细的数据资料，为我国奥运会冠军的培养以及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化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1896年--2016年共举行的31届夏季奥运会，1924年—2018年共举行的23届冬季奥运会所产生的251位奥运会冠军与237枚金牌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中国奥运会官网、百度等网站获取历届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的项目以及获得金牌运动员成长的相关信息。同时通过CNKI网查阅核心期刊相关论文，掌握研究领域内的相关数据与信息。
1.2.2 调查法
从2016年5月开始就奥运会冠军成长特征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奥运会冠军问卷53份、奥运会冠军教练问卷46份、专家问卷256份。
1.2.3 数理统计法
利用excel软件对各届奥运冠军的成长特征基本信息以及中国奥运会冠军和金牌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数理统计。运用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组之间的差异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整体差异性检验，P＜0.05代表具有显着性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
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辉煌成就：1984年我国正式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荣获224枚夏季奥运会金牌，产生了240位夏季奥运会冠军（包括集体项目共有333人次获奥运会金牌），占中国代表团夏季冬季奥运会金牌总数237枚中的94.92％（详见表1）。
2.1.1 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特征
（1）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时间特征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在参加的9届夏季奥运会中，除了第24届奥运会金牌仅有5枚外，第25—29届奥运会金牌总数均呈逐届上升的趋势，第30—31届奥运会金牌数又有所下降。我国奥运会冠军的时间特征是根据我国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时间为轴加以统计的。以往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以金牌的数目为纵轴，金牌所获得时间为横轴进行统计的，我们认为相对缺乏统计对比的严谨性，因为历届奥运会的金牌总数不尽相同。本文以我国所获奥运会金牌数占本届奥运会总金牌数的比例为纵轴，以金牌所获得时间为横轴进行统计。
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在参加的9届夏季奥运会中，除了第24届奥运会金牌数下降仅有5枚外，第25—29届奥运会金牌总数均呈逐届上升的趋势，第30—31届奥运会金牌数又有所下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刚进入奥运会比赛初期，金牌的占比出现较大的波动态势，说明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没有形成稳定的夺金点；在跨入21世纪之后，我国金牌数目稳步提高，各届奥运会的金牌占比逐步趋于稳定，说明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优势夺金项目，例如跳水、举重、乒乓球、体操、射击、羽毛球等项目；潜优势项目不断增加，例如跆拳道、柔道、竞走、游泳等项目。
中国竞技体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登上世界竞技运动舞台，迄今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已屹立于世界竞技体育的前列。
（2）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空间分布特征
①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出生地省市分布。现代社会结构变化日益加剧、人口流动性逐渐加快，出生地与籍贯分离的现象日益频繁，出生地比籍贯更能真实的反映出奥运会冠军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所以我们选取我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出生地作为统计依据，通过上述对奥运会冠军出生地分布急剧不平衡性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夏季奥运会冠军出生地主要分布特征。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中国历史上的第1块金牌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落下帷幕，我国共有333人次获得夏季奥运会冠军，他们分别来自我国的2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在辽宁出生的奥运会冠军人数最多，高达46人次，高居各省市的首位。
奥运会冠军的人次在20人次及以上的省市有4个，即辽宁、江苏、湖北、广东；奥运会冠军的人次在15-20人次的省市有6个，即山东、湖南、北京、浙江、四川、上海。上述10个省市是我国培养奥运会冠军的主要地区，冠军人次高达230人次，冠军人次之比占全国的69.07％。其中辽宁、江苏、湖北、广东4省奥运会冠军的总人次为128人次，占总人数的38.43％，超过中国奥运会冠军总人次的1/3，堪称是“我国奥运会冠军的重要温室”。而海南、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和甘肃6个省市自治区至今尚未产生1名奥运会冠军。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奥运会冠军的分布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
我国夏季奥运冠军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除四川外）培养的奥运会冠军很少，表现出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②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地域分布特征。我国面积幅员辽阔，本研究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文化观念等特点，并参照《中国自然地理》等书籍，在不打破省市区域完整性的基础上把全国划分为7个地理区域，分别为东北地区（黑、吉、辽）、华北地区（京、津、冀、晋、蒙）、华东地区（鲁、苏、皖、沪、浙、闽、赣）、华中地区（豫、鄂、湘）、华南地区（粤、桂、琼）、西南地区（川、渝、黔、云、藏）、西北地区（陕、宁、甘、青、新）。通过图2、图3可以看出，在7大地理区域中，华东地区的奥运会冠军人次最多为107人次，占比率高达32.13％，处于领先位置；华中、东北次之，分别为62、61人次；华北、华南、西南相对略少；西北地区奥运会冠军人次仅为5人次，占比率为1.50％，处于落后位置。
③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民族分布特征。在我国参加的9届奥运会比赛中，一共有138人次男子奥运会冠军获得100.5枚金牌，195人次的女子奥运会冠军获得123.5枚金牌，其中男子少数民族冠军为7人次，获得7枚奥运会金牌，女子少数民族冠军为6人次，获得3.83枚金牌，一共产生10名少数民族奥运会冠军，主要分布为壮族、回族、满族、蒙古族、侗族、土家族、和瑶族7个少数民族。其中在奥运会中获得金牌和人数最多的为第29届北京奥运会，共有4位少数民族冠军，获得3.25枚奥运会金牌；在第24届、第25届和第26届连续3届奥运会比赛中均未产生少数民族奥运会冠军。
2.1.2 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成长特征
（1）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性别特征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9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男性参加的项目和人数都要多于女性，但金牌贡献方面却一直是“阴盛阳衰”的态势。
在已参加的九届夏季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一共荣获224枚夏季奥运会金牌，共有333人次的奥运会冠军，其中男子奥运会冠军138人次，共获得100.5枚金牌（混合项目各算枚）；女子奥运会冠军195人次，共获得123.5枚金牌，金牌的贡献率为55.13％。
（2）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年龄特征在1984年—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我国获金牌选手的年龄主要分布在19岁—28岁，平均年龄为23.42岁，年龄最小的奥运会冠军为女运动员伏明霞14岁；年龄最大的奥运会冠军为男运动员王义夫44岁。其中21岁-26岁时成为奥运会冠军人数最多，共195人次，占总人次的58.04％，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运动员。
（3）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性别年龄特征表4显示中国总共138位男性奥运会冠军平均年龄为24.07岁，195位女性奥运会冠军为22.98岁，小于男性并呈显着性差异水平（P＜0.05）。
（4）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项群年龄特征表5是我国夏季奥运会各项群冠军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其中体能主导类的三个亚类项群奥运会冠军年龄的平均值为23.39岁，技能主导的四个亚类项群奥运会冠军年龄的平均值为24.43岁，但所属大类项群的年龄差异不明显（P>0.05）；所属项群亚类中表现准确性年龄最大，为26.52岁，速度型项群年龄最小，为20.50岁，且所属项群亚类平均年龄有显着性差异（P＜0.05）。
（5）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性别训练年限特征表6显示男性奥运会冠军平均训练年限为15.88岁，女性奥运会冠军平均训练年限为13.61岁，两者直接呈显着性差异水平（P＜0.05）。
（6）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的项群训练年限特征我国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平均训练年限为14.55年，其中技能类项群为15.06年，体能类项群为12.41年，两者呈显着性差异水平（P＜0.05）；其中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目最长，为16.25年；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目最短，为11.33年，且各亚项之间差异明显（P＜0.05）（详见表7）。
2.2 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
中国奥委会于1976年11月26日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于1980年2月首次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比赛。与夏季奥运会成绩相比，我国运动员在冬季奥运会取得的战绩相对“薄弱”。中国女运动员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我国的冬季奥运会运动项目从此迎来了春天。截至2018年第23届冬奥会，中国健儿共获得17枚金牌。
2.2.1 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
（1）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的时间特征国际奥委会设置的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从第1届冬奥会的4个大项14个小项，发展到2018年的14个大项：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跳台滑雪、单板滑雪、北欧两项、雪橇、冰球、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冰壶、雪车和高山滑雪。上述14个项目可划分为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2002年-2018年，我国运动员在参加的5届冬季奥运会比赛中，共有11人17人次获得金牌，占夏季冬季奥运会冠军总人数的4.86％；共获得13枚冬季奥运会金牌，占夏季冬季奥运会金牌总数的5.49％，产生11位冬季奥运会冠军。
在冰上项目中，短道速滑已经成为我国冬季奥运会的优势项目，共获得10枚金牌，占我国冬季奥运会金牌总数的92.30％，是我国冬季奥运会的拳头项目，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我国具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可作为潜优势项目发展。在雪上项目中，我国仅获得自由式滑雪项目1枚金牌，需要进一步提高。
（2）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的空间特征通过表6冬奥会冠军的籍贯我们可以看出：冬奥会冠军全部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共培养了13人次冬奥会冠军；吉林省培养了4人次的冬奥会冠军。可见，我国冬奥项目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主要依靠黑龙江省、吉林省。冬奥会项目的地域性发展十分明显，严重制约了我国冬奥会项目的大众化普及。但是随着近几年我国各地人工冰场以及冰雪场地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冰雪项目的发展已经慢慢延伸到全国各地，从而有利于促进冬奥会项目在我国各地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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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冬季奥运冠军成长特征
（1）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的性别特征表8的统计说明，我国共计17人次的冬季奥运会冠军中，女子冬奥会冠军为14人次，获得金牌10.5枚金牌，男子奥运会冠军为3人次，获得2.5枚金牌，女男冠军比高达4.7:1，“阴盛阳衰”的现象较夏季奥运会更为突出。
（2）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年龄特征我国共有11人17人次在冬奥会上获得金牌，其中年龄最大的赵宏博为37岁，年龄最小的周洋为19岁，平均年龄为25.44岁。冬奥会冠军男运动员3人次，平均年龄28.3岁，女运动员14人次，平均年龄为24.71岁。
（3）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训练年限特征11人17人次奥运会冠军中，训练训练年限最长的为25年，训练年限最短的为11年，17人次平均训练年限为15.06年。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中国夏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时间特征：中国参加的9届夏季奥运会中，除了第24、30、31届外，金牌数呈上升趋势。空间分布特征：东部冠军多，西部冠军少，水上项目冠军主要来自南方省市；华东冠军最多，占比率高达32.13％；华中、东北次之；10名少数民族奥运会冠军主要分布为壮族、回族、满族、蒙古族、侗族、土家族、和瑶族7个少数民族。年龄特征：夏季冠军平均年龄23.44岁，最小14岁，最大44岁。性别特征：女子金牌贡献率多于男子，且男女冠军平均年龄差异显着，训练年限亦差异显着。年龄项群特征：金牌获得者所属亚类项群平均年龄差异显着，所属大类项群年龄差异不明显。训练年限项群特征：金牌获得者的所属亚类项群平均训练年限差异显着，所属大项训练年限亦差异明显。
中国冬季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时间特征：中国参加了11届冬季奥运会，从第19届开始获得金牌，并逐届上升，但是第22、23届下滑；短道速滑是我国冬奥会的优势项目。空间分布特征：冠军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地域性十分明显。性别特征：女子冠军与男子冠军比高达4.7:1。年龄特征：冬季奥运会冠军平均年龄为25.44岁，获得金牌运动员的主力军在23—28岁之间。训练年限特征：平均训练年限为15.06年，其中最短的11年，最长的25年。
3.2 建议
（1）继续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从全面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入手，优化资源配置，追求效益产出；加强科技投入，注重项目均衡发展。进一步巩固我国优势项目竞技水平，提高潜优势项目和非优势项目竞技水平，夯实群众基础，拓宽奥运会冠军培养路径，实现中国竞技运动水平的全面提高与突破。
（2）要进一步加强对发达国家优势竞技项目如田径、游泳、水上运动、冬季运动项目先进经验的学习；加大对西部竞技体育的人力、物力和科技投入，改变西部竞技体育的落后状况；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民族特征、性别特征等，因地制宜，从多学科角度选拔培养优秀运动员。加强跨项选材和“北冰南移”的研究，促进我国夏季冬季奥运会项目竞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断提高运动员成才的科学化水平。
（3）进一步完善多学科的综合训练体系；优化项目布局，对奥运会夺金项目、夺金潜力项目重点布局；扩大女子项目的优势，研究竞技项目优势转移规律及策略，借鉴优势项目理念，强化优势项目，发展优势项群，提高潜优势项目，普及发展非优势项目，促进我国竞技运动整体水平提高。
——摘自：杨世勇，尚尧，崔文鹏，中国奥运会冠军时空分布与成长特征研究——《四川体育科学》，2020.02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困境与纾解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加强体教融合的师资队伍建设。事实上，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如何解决编制”与“如何扮演好体育教师角色”方面的新老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各省市的重视。自2021年1月以来，上海市、四川省、浙江省先后在各自政策中对“促进退役运动员更好转型体育教师”进行了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退役运动员的这种转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职业转变，即运动员到教师职业的转变；二是角色转换，即学生（被训者）到教师角色（授训者）的转变。其中能否处理好角色转换问题，既关键也容易被忽视，而目前“退役运动员安置”的相关研究重心，也逐渐从现状调查、政策分析等宏观探索，转向收入影响、角色转换等现实问题。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退役运动员的“教师角色转换”问题将成为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探讨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的价值与困境，以期进一步畅通体教融合背景下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中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的路径，助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稳步达成。
1 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的价值
1.1 改善体育师资紧缺现状
根据《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配备标准为，200名学生以上的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体育教师。按照此标准，我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份缺编专职体育教师百分比均超过50％，可见我国西部农村体育师资配比严重不足。此外，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部分地区在体育师资匮乏的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有的学校2600个孩子，仅有两个体育老师”的窘迫境况。虽然“十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数量由50.2万人增至59.5万人，但年均约2万人的增量，仍无法有效缓解体育师资不足的现状。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再次颁布政策，并对“补齐补足中小学校教师编制及课后体育服务提出要求”。但目前，我国每年有近4000名运动员退役，各省市退役运动员的平均安置率仅为43％，这数字提示我们每年有超过半数的退役运动员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同时也提供给我们有效扩充体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灵感。实际上，优秀运动员在多年训练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专业训练知识和能力，在比赛中磨炼出来的意志及吃苦精神也能够助力其更好地胜任室外的体育教学工作，故而，从此方面来说，退役运动员已初步具备了从事体育教育的基本能力。对于满足从教资质的退役运动员，经教学培训后完全有可能担任好教师角色，进而缓解我国体育师资紧缺的压力。
1.2 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退役运动员指办理了招聘（收）手续，在省直运动队编制序列内，实行运动员体育津贴奖金制度，经省体育局批准，停止体育专项技术训练，退出运动队的非职业运动员，故而提高专项技能水平毋庸置疑。首先，退役运动员的技能实力具有天然优势，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动作技能演示，是普通体育教师难以达到的专业技能教学高度。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刘畅为例，在当体育教师的三四年时间内，她都在组织教学这件事情上摸索，不仅实现了艺术体操课程化、校园化，而且还培育出了多名一级运动员，不仅让艺术体操成为学生爱上的体育课，还在普通体育教师“教会”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了“教好”的体育技能教学目标。其次，运动员在训期间的技能训练及教学理念输入皆由国内外顶尖教练及团队指导，长期耳濡目染下，运动员已基本明晰专项技能的教学和训练方法，训练的切身经验也有助于其在从教过程中预见学生将会碰到何种难题，并能根据实际经验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最后，学生运动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优秀教师的指导，合适的训练伙伴也不可忽略。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后恰好兼具这种双重特质，既能在课上给予学生专业指导，也能在课后训练给予学生合适的训练强度及方式，并通过“教会、勤练、常赛”理念实现课上教学与课后训练相协同，以提高学生体育技能学习质量，帮助学生筑牢基础，逐步提高参赛的技能实力。
1.3 夯实学生参赛基础
贯彻“教会、勤练、常赛”是今后中小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新任务、新要求，为此教育与体育部门在整合学校比赛、U系列比赛等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好课余时间组织校内比赛，周末组织校际比赛，假期组织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等。
众所周知，学生参赛能力的提高对建立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运动员积累的丰富参赛经验对贯彻“常赛”理念与组建中小学校运动代表队大有裨益，这既能弥补当前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存在的“无比赛队伍”“无带队教师”“无体育赛事”等不足，也能有效规避一些中小学校体育教师自身参赛经验不足，导致难以在竞赛过程中为参赛学生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等窘况的出现。如广东省惠州市某学校存在无教师组织体育生训练的情况；北京市部分学校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将足球参赛人数控制为5人，出现了11人赛制时学生难以适应，需引入专业足球教练培训才能加以解决。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退役运动员体育教师进入学校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预见，在促进体教深度融合的现今及未来，退役运动员对完成贯彻“教会、勤练、常赛”理念、扩大校内与校际体育比赛的覆盖面、推动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等政策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2 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的困境
2.1 自身短板影响转型开端
以教育和健康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已被证实，会为个体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但从运动员角度来看，伤病发生率偏高及学历等级偏低作为运动员的固有短板，往往直接弱化了人力资本原有的增效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受我国“金牌至上”训练理念和“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影响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12]难免产生伤病。据统计，我国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中51.71％的男队员和58.83％的女队员因为伤病困扰无法继续训练而被淘汰，甚至在还未离队的运动员中，也有61.29％的男选手和57％的女选手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伤病既增加了运动员的退役转型难度，又阻碍了运动员转型后的专业技能教学。其次，“学训矛盾”问题未得到根治，重训练轻文化的培养理念未得到根本扭转，均是我国运动员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的直接诱因。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为例，我国431名参赛运动员中有221名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约占总人数的51％，而德国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其在校大学生运动员便达到了三分之一，2016年美国在里约奥运会中派出的555名运动员中有417名都是大学生运动员，比例已达75％，数据在直观体现我国运动员学历等级偏低现状的同时，也间接揭露了退役运动员在转型体育教师后难以很好地胜任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的事实。最后，运动员客观存在的伤病和学历短板主观上也会打击其转型从教的信心，导致其降低转型从教欲望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退役运动员转型从教的良好开端。
2.2 角色转换过程不畅阻滞转型进程
优秀运动员的退役角色转换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退役准备、退役心理调整、角色转换和适应现实生活。同时，这种转变过程具有连续、动态变化的特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退役运动员在转型过程中容易将这一连续过程割裂开来，进而阻滞其顺利转型教学的进程。其中导致角色转换过程不畅的主要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长期趋于稳定的训练和生活状态是多数运动员的真实写照，退役打破了其原有的生活、训练关系，会导致没有做好退役准备的运动员在面临退役时容易产生怀疑和自我否定、失落、迷茫等心理情绪，继而出现退役即失业的窘况，这也在主观层面上阻滞了角色转换过程。第二，退役后继续在体育行业内就职或进入大中小学从事体育教学及训练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是我国大部分优秀退役运动员退役后的首要选择。但从教资质不符（主要是学历等级偏低以及教师资格证书获取难度大），如足球运动员李思雨、空手道运动员李绩玉等，由于过早进入体校，多年的训练导致其学业早已荒废，在自身无法获得更高成就时，退役进入学校担任体育教师是她们都曾萌发过的想法，但学历却成为阻拦其转型的第一道门槛。加之基层教师待遇偏低（主要是工资水平不高及教学、生活环境较差）、多数学校缺乏专项体育设施等现实问题的存在，既为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增加了难度，也在客观层面阻滞了退役运动员想要顺利从教的角色转换过程。
2.3 身份定位模糊限制转型发展空间
身份包括内生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其中角色身份强调个体在特殊环境中特定的身份表现形式。而不同的角色身份对应不同的角色定位，其中不可替代性作为角色定位的根本特质，间接表明了精准体育教师的身份定位对退役运动员转型从教的重要作用。在从运动队到学校的环境变化中，运动员教师通常会面临身份定位模糊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训期间，第一身份既是运动员也是学生，其仅在正常的学习或训练中接触过教师身份，当在脱离运动队进入学校转变为教师后，较大的身份差距使其难以快速明确并适应教师身份所应具备的职责和义务，导致转型初期教学工作的开展尤为困难。以国字号主力门将王诗朦为例，由过去仅需踢好比赛到初入学校的新教师培训和进修，导致其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至晚上10点甚至11点才能顺利完成当天的任务。第二，受限于当前体育师资紧缺，导致学校事务工作繁杂多样，尤其在基层及偏远地区学校，这一问题尤为凸显。如行政职务繁忙与正常授课任务的碰撞、班主任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冲突、课后赛事训练辅导与家庭事务之间的矛盾都需要体育教师同时担任多重角色身份才能妥善解决。但对学校而言，体育教师身份的第一职责是承担起相应的教学及训练工作，繁杂事务既加大了退役运动员尽快适应教师身份的难度，同时也在客观上侵占了其在转型从教后的发展空间。
3 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困境纾解
3.1 降低伤病发生率，弥补学历短板
从自身角度而言，影响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的主要短板是伤病和学历，降低伤病发生率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运动员步入训练生涯伊始便要选用具有专业资质的教练员及训练团队进行训练，这是从源头减少运动员伤病的关键。同时，对于当前任职的教练员团队，要定期进行专业资格审查以及训练基础理论知识的考核。第二，专业的运动医疗团队配备要贯穿训练始终，拓宽并加大与顶尖的国内外医疗资源合作的范围和力度，引进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保证运动员在伤病发生后及时得到医治。第三，针对当前高水平运动员伤病部位主要集中于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肩关节，伤病性质主要是急性损伤及过度训练伤等，要对退役运动员的康复训练引起重视。国家体育总局可以联合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采取划拨专项资金购买运动员所在地区医院的康复训练服务，为伤病退役运动员提供康复理疗。基于上述措施，保证运动员无论在训或退役都能降低并缓解伤病带来的不良影响，为转型从教奠定健康的身体基础。
提升学历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当前体校和高校要扭转运动员文化和技能不对等的培养模式，改革课程设置，将技能课程与文化课程时数画等号，还可以将文化成绩评价纳入评奖评优的重要指标，规避“唯竞赛成绩论”，平衡文化成绩与竞技训练的同等地位。可以参照清华大学模式，采取半天上课、半天训练的运动员培养方案，促使运动员领悟以学促训、相辅相成才是学习和训练的正确关系。第二，鉴于运动员学生与普通学生尚有差距，鼓励授课教师针对运动员学生对教学方法及内容加以改造，兼顾学生运动员的实际基础可采用分班教学法，以逐渐平衡训练和学习在不同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关系。第三，提倡退役运动员的继续教育。鼓励未达到国家免试入学资格的退役运动员积极通过成人教育、自考及网络远程教育等途径获取相应的文凭。同时，教育、体育部门要形成合力，为难以获得免试入学资格的退役运动员提供灵活的课程指导，可以在就近的体校或者普通学校安排任课教师对其进行学习辅导，努力突破学历障碍，提升自身的学历等级，为未来转型从教奠定良好的开端。
3.2 提升角色能力，增强转型信心
技术教学能力单一、从训生涯中难以积累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等问题客观存在，要解决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做到在役时为运动员开设选修课程。第一，教育部门可以引导有条件的各级学校及传统体校开设体育教师培训选修课程，并提供资金及师资力量援助课程开设。按照体育课堂教师正常授课的要求，为意欲转型体育教师的运动员学生提供教案编写、课堂组织管理、授课安全注意事项等一体化课程设置，帮助运动员学生积累课堂教学的实践经验。第二，可以采取吸收、借鉴教学基本功大赛的办赛经验，广泛开展校际运动员学生课程教学交流与合作项目，举办校内以及校际学生运动员教学基本功大赛，鼓励运动员学生勇于展示自我的教学水平，既能解决多数运动员学生存在技术教学能力单一的问题，也能在赛事交流中吸收并完善自己的教学能力。
另一方面要铺设多元化路径，为退役运动员提供教学培训与实践机会。第一，教育部门可以组织文化课教师为退役运动员进行理论教学培训，加深其对理论教学知识的吸收与掌握，为其奠定理论课教学的实践经验。第二，体育部门可以组织体校或学校优秀体育教师对退役运动员的多样技能教学能力加以培训，具备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采取单独辅导制，为每位运动员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专业指导，努力实现“1+1＞2”的实践效果。同时，无论是体育理论知识还是技能课程的培训，都鼓励培训教师为退役运动员提供教学实践的机会。第三，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大环境下，针对疫情严重地区的退役运动员，政府可以联合社会力量为其采取购买社会培训服务的方式提供教学培训，或通过当前数字化课程教学软件实现在线授课与辅导，为退役运动员教师切实解决教师角色能力不足的相关问题，增强其转型信心，为转型奠定良好的开端。
3.3 完善保障机制，畅通转型过程
退役运动员主观存在的心理问题是阻滞转型过程的主要原因，其中先期角色和新扮角色、理想角色和现实角色差距的两种心理矛盾是退役运动员心理问题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也是运动员在退役末期以及工作前期所面临的主要焦虑。为此，在退役前为运动员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机制以及退役后完善资金保障机制能有效降低其心理压力，并畅通转型过程。
退役前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机制。第一，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也属于健康第一的范畴，学校以及传统体校要建立与校医务室相配套的心理咨询服务室，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案，避免生涯末期因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其出现心理损伤，影响其转型过程。第二，为存在心理问题的运动员聘请专业的心理医师提供诊断，必要时可以根据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处方。帮助转型过程不畅的退役运动员建立良好的自我概念、认同感以及实现预期社会化，促进其顺利适应并畅通正常的角色转型过程。
退役后完善资金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体育部门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补助政策，重点加大对普通退役运动员的资金补贴力度，既能有效缓解其退役后的就业生活压力，也能为其畅通地向体育教师角色的转换预留出充裕的时间。第二，提高基层教师的薪资水平，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基层教育环境艰辛，易引发退役运动员理想角色和现实角色差距过大的心理矛盾。各地区教育及体育部门要通过政策发力，落实为基层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退役运动员教师的相关补助，缓解其因角色差距过大可能产生的心理矛盾，同时也能解决当前基层教师离职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建立一批具有专项竞技体育项目的实验学校，并为其完善特色竞技项目提供资金和专项体育设施保证，必要时可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为冷门竞技项目退役运动员提供合适的教学地点，以促使其顺利畅通地进行教师角色的转型。
3.4 呼吁本职身份回归，拓展转型发展空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学及训练作为体育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本职身份的核心组成要素。促进退役运动员明确教师的身份定位，并着力解决当前体育教师身兼多职的现状，需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协同入手。第一，教育、体育部门要制定政策细则，明确体育教师教书、育人的核心职责，并通过文件、座谈、会议等形式严格落实，既能自上而下地呼吁教师本职身份的回归，也能为退役运动员明确教师职责范围提供政策依据。第二，鉴于体育教师身兼多重身份的问题在基层学校较为普遍，宏观上，教育、体育部门要将资金、人才、设施等资源向其略微倾斜；微观上，学校要创新体育教师任职模式，灵活分配体育教师人才，针对退役运动员教师的工作优势与特点，在经全体教职工一致协商后，决定体育教师是否要担任其他职务或适合兼任什么角色身份等。第三，在保证合理的情况下，增加基层学校编制，按照学生数量优化合理的体育师资配比，从根本上杜绝因体育师资不足而需体育教师兼任多重职务的顽疾，同时也能助力退役运动员找准体育教师的身份定位并拓展自身未来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退役运动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受限于竞技运动的特殊性，运动员难以长期从事这个职业，因此妥善解决好运动员退役难的问题是我国体育事业赓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重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状况是促进退役运动员顺利转型体育教师的前提，提供教学课程与实践契机是促进退役运动员顺利转型体育教师的重点，而退役运动员积极提升自身的学历及教学能力短板才是更好向体育教师转型的关键。在多措并举下，助力退役运动员顺利转型体育教师既能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体育师资紧缺的现状，且对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及健康中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自：齐鸣，方千华，王涛，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退役运动员转型体育教师困境与纾解——《体育文化导刊》，2022.07
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表现形式、成因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坚定不移地实施“奥运战略”，积极推进管理体制、竞赛训练体制与人才培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实现了由优先发展、赶超发展向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转变。进入新时代，2016年8月《竞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应以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为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2019年9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而围绕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我国竞技体育仍存在多元价值功能发挥不佳、项目结构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不完善、职业化程度不高、后备人才培养方式单一等一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本文以“补短板”理论观点为基础，找寻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探析补齐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路径，以推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1 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表现形式
1.1 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功能发挥不佳
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变，竞技体育在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上的价值功能发挥不佳。第一，从人文教育价值看。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竞技体育既要强调对生命极限的超越，更应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我国竞技体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强化了以提升国家竞技地位为导向的政治价值功能，弱化了在主动引领公民提升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增强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全面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上的人文教育价值功能。第二，从娱乐、休闲价值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竞技体育理应成为打造民众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成为人民健康投资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但竞技体育因长期受政治身份的制约以及自身释放娱乐、休闲价值的体制动力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激励与带动效应，引领全民健身深入发展，以提升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快乐感与成就感。第三，从社会经济价值看。2022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截至2021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1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7.2％，2018—2020年全国体育消费市场总规模从9105.3亿元上升到1.5万亿元。应对体育市场消费的大幅转型升级，以项目产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竞技体育，其体育赛事表演、体育场馆运营等体育赛事产品供给比重不足、质量不高；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并引领相关产业不断创新和转型的动力不强；多门类、多层次的扩大全民消费需求，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产业供给链尚未形成。
1.2 服从体育事业内外协调发展的项目结构不平衡
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体育事业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体育事业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竞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不断优化项目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但目前竞技体育项目结构与体育事业内外协调发展的格局不相适应。一是优势项目与非优势项目之间。从近三届奥运项目夺金层面看，我国竞技体育的成绩仍然依赖体操、跳水、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柔道等优势项目，如2021年东京奥运会38枚金牌中，优势项目约占金牌总数的72％，而集体球类和田径、游泳、自行车等非优势项目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二是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之间。从人才基础层面看，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运动员人数达到431人，参赛项目广，参赛人数多。2022年北京冬奥会设有7个大项，15个分项和109个小项，我国参加了96个小项，参赛运动员的人数仅176人，男子大跳台、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女子10km追逐赛等13个项目未有运动员参赛。三是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之间。从经费投入层面看，为备战北京奥运会，国家为参赛运动员提供的培养成本约为30万元人民币，专项拨款经费高达40亿元人民币，而对于非奥运项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远低于奥运项目；从设项参赛层面看，1993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开始，体育比赛的项目设置原则上与奥运会相接轨，除保留武术项目外，其他非奥运会项目均不进入全运会。2021年9月第十四届陕西全运会上设立19个群众比赛项目，国际象棋、桥牌、轮滑等个别非奥运会项目入围全运会。四是东、中、西部区域项目之间。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体育参与意识层面看，我国区域项目结构布局总体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城市优于农村的发展样态；从地貌与环境因素层面看，区域项目结构主要展现地貌、环境等资源优势，如东北寒冷地区，冰雪运动项目发展占优；东部水资源丰富地区，游泳、帆船等项目发展占优；西部海拔高、山脉多地区，中长跑、登山等项目发展占优。
1.3 接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围绕接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首先，管理体制不完善。一是管理权限划分不清，我国推行“管办分离”后，竞技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但目前，政府与社会管理权限划分不清，政府在竞技体育事务管理上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管理的权限空间被挤压。二是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对项目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运动项目协会是负责具体运作的民间组织。目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运动项目协会仍呈现管办交叉、责权不清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组织架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行使着审批、运营、管理等多重职能，运动项目协会尚未摆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束缚。其次，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其运行机制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指令的单一驱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部门已演变为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管理者和执行者，竞技体育运行机制仍偏重于政府行政手段执行，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治理的力度不足、自主决策权不高，进而导致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竞技体育项目、竞赛等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进程缓慢。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1.4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后备人才结构不均衡、总量短缺
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结构不均衡、总量短缺，并与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复合型体育人才不相适应。第一，人才结构不均衡。一是区域人才结构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以及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决定后备人才聚集与离散的关键。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集群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其次是河南、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区域人才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二是项目人才结构不均衡。项目结构布局失衡是导致后备人才结构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储备优于潜优势、弱势项目，如乒乓球、跳水、举重等项目后备人才呈梯队顺势增长，而三大球（足、篮、排）、马术、帆船以及冬奥冰雪项目等则呈现后备人才供给不足的局面。三是人才学历结构不均衡。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后备人才中硕士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极低，仅为2.4％左右，优秀体育运动员却几乎没有包含硕士以上学历，体育教练员中硕士以上学历者也仅约2％左右。第二，后备人才总量短缺。新时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正由政府行政主导培养向政府、学校、俱乐部、家庭协同培养转变。而政府行政主导的传统“三级训练网”体系仍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输送的主要渠道，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所获奖牌的运动员全部来自各级体校。但“三级训练网”体系表现出运动员受训水平粗放低下、体教结合脱节、学校招生与学生就业安置难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各级各类体校数量以及体校招生数量逐年下滑，可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结构不均衡、总量短缺逐渐影响到体育强国建设的大局。
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形成原因
2.1 优先发展战略下过于强调服务国家的政治价值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初期，在为国家振兴注入新活力的时代背景下，竞技体育秉承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发展理念，主要强调服务国家的政治价值功能定位，淡化了促进社会和谐、助推经济发展、丰富民众体育文化以及提升民众道德素养等多元价值功能的发挥。尤其在80年代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确定以后，国家体育工作的重点被定位为统筹优势资源，快速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而对于竞技体育最大价值判断就定位在通过体育提升国际地位、展示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这种以国家政治“工具”价值为导向的竞技体育价值判断，确实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造就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世界体坛的瞩目成就，也为凝聚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声望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对竞技体育娱乐、休闲、健康、教育、经济、文化等多元价值功能诉求不断高涨，竞技体育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显露弊端，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价值与社会价值、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需求的矛盾冲突，由此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上，造成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不平衡，国民体质下降等问题；在中观层面上，竞技体育自身因过多的利益驱使而日渐异化，资格舞弊、赛风赛纪等问题积重难返。
2.2 奥运争光计划下项目错位竞争布局与多元利益主体的权益干预
20世纪90年代，应对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计划为中心，以实现“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为目标，按照运动项目错位竞争的发展策略，对发展周期短、见效快以及奥运夺金（奖）项目给予充足的资源分配与政策支持，而社会影响力大且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基础项目、集体项目、“三大球”以及冬季项目等因发展成本高、发展周期长不被列为发展重点。运动项目错位竞争策略的选择，限制了我国非奥运项目以及一些非优势奥运项目的发展。所以，我国竞技体育虽然金牌总量相当可观，但夺金项目却主要集中在一些小球及跳水、举重、射击等缺乏群众基础的项目上，如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金牌分布看，我国优势项目多分布在美、英优势项目以外，与美、英形成较明显的“错位”发展。错位竞争发展的项目结构布局，形成了不正常的“马太效应”，影响了运动项目之间公平合理的竞争和发展。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改革不断深入，项目主体把项目发展与经济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同竞技运动项目在发展实践中会涉及到不同集团主体利益，进而形成不同的利益期盼、利益分割和利益格局，如国家体育总局强调的是奥运战略，各省市体育局注重的是全运会战略，国家与省市在项目发展上所带来的利益期盼存在较大差异。所以，项目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也是影响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2.3 举国体制模式下传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固化的藩篱
新中国成立初期，竞技体育依靠举国体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了局部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竞技体育启动了管理体制、竞赛训练体制、人才培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逐渐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尤其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重大突破，奥运奖牌数量超过了世界上很多体育强国。奥运成绩的取得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举国体制优先发展竞技体育路径的认可，但举国体制模式下竞技体育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被隐藏。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确定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并提升群众体育的发展地位，但是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使得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为核心的举国体制发展方式再一次得到强化。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举国体制模式下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过于依靠政府力量调配资源，而不考虑社会、市场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导致竞技体育在一些领域内形成了组织严密、管理僵硬、链条分割的封闭系统。但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部门在举国体制模式下积累了发展竞技体育的组织措施和专门经验，而对于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等问题，往往在矛盾交织、利益冲突的博弈中有意无意的对固有体制和机制产生依赖，而不愿意尝试新体制、新机制，最终导致竞技体育的体制机制滞后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求。
2.4 人才强体导向下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的格局尚未形成
20世纪7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形成了“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国家政府管理型“三级训练网”体系，“三级训练网”体系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规模的日益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应对“三级训练网”体系过于注重竞技目标，忽视教育目标的问题，国家提出“体教结合”培养模式，构想借助教育系统达到运动员学习与训练、竞赛双提升的局面，但实践过程中，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协同性不够，导致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与训练、竞赛矛盾冲突日益凸显。进入新时代，国家出台《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年）》等多个政策指导性文件，各省、市（区）相继从优化“三级训练网”体系、推进学校体育综合改革、强化体教融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后备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不断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竞技体育人才数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但围绕新时代“人才强国”“人才强体”的战略目标，我国竞技体育仍存在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后备人才培养的协同性不够；地方化、院校化、社会化多元人才培养组织联动性不足；社会、学校、市场等多元主体在后备人才培养中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组织结构不健全、资源供给缺乏扶持力度等问题。
3 新时代补齐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路径选择
3.1 拓宽多元价值功能，满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需求
竞技体育要继续发挥塑造国家形象、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政治价值功能，以提升为国争光的能力和国家外交、国际体育事务治理的能力。同时，要转变发展理念，积极拓宽文化、教育、娱乐、经济等多元价值功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第一，拓宽人文教育价值功能。一是竞技体育要依托政府、社会、市场等体育组织，利用新闻、网络、手机应用程序（APP）等新媒体手段，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竞技体育文学着作和影视作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提升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二是竞技体育要搭建以赛事为主的体育人文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体育赛事活动和民间民俗体育主题活动，培养大众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协作的能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提升民族凝聚力。此外，要推进竞技体育进校园，通过组织开展各式各类的课余体育训练、校园体育竞赛等活动，促进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第二，拓宽娱乐、休闲价值功能。竞技体育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打造多门类、多层次的适宜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娱乐、休闲服务综合体，并从举办多元赛事、创新竞技标准、优化场地设施供给、提升科学化健身指导等方面，多领域、全方位的引领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娱乐、休闲需求。第三，拓宽社会经济价值功能。竞技体育要以现代经济体系建设需求为导向，通过大力发展体育赛事表演、体育电视转播、体育健身娱乐、体育场馆运营等第三产业，形成高质量、高效益、高稳定性的产业价值链，不断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另外，竞技体育要与旅游、健康、传媒等相关产业积极融合，助推相关产业不断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协同打造多层次、多门类的复合型体育产品，扩大全民体育消费横断面，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3.2 优化项目结构布局，服务体育事业协调发展需求
竞技体育要从国家、社会、市场发展需求层面出发，构建项目布局合理、区域分布均衡的项目结构，以服务体育事业内外协调发展的需求。首先，以国家奥运战略需求为导向，全面提升竞技项目综合实力。竞技体育要以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为重点，通过创新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加强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等，持续提升优势项目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多元主体协作能力等，深挖潜优势项目的发展潜力，恶补弱势项目的发展短板，并逐渐将潜优势项目和弱势项目打造成优势项目，全面提升奥运竞技项目的创优实力。另外，竞技体育要不断夯实非奥运项目的发展基础，时刻为非奥运项目入选奥运会做准备。其次，以社会大众体育参与需求为导向，合理规划区域项目布局。竞技体育要按照大众体育参与意志需求，以“全域统筹、城乡覆盖”为重点，以“统筹规划、规划统筹”为原则，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着力打造区域内部具有发展潜力的竞技体育项目，演化和创新群众喜闻乐见的、简单易行的体育项目，不断满足大众多元化、多层次体育参与需求。此外，各区域要结合自身经济、地域、资源等条件，通过协商、洽谈、签署合作协议等形式，多领域、多链条的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竞技体育项目的均衡化发展。最后，以市场消费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推动项目优化结构。竞技体育要结合市场消费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激活市场主体的组织能力和运作能力，开发和培育不同项目的竞赛市场，推动竞技体育项目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同时，带动项目结构优化布局。另外，在合理推进项目结构优化布局过程中，政府行政部门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厘清不同项目主体的边界功能，构建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体育利益表达、利益保障、利益反馈、利益制衡等多元机制，为项目主体推进、项目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利益竞争环境。
3.3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接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技体育要继续坚持举国体制，发挥举国体制的功能效用。应不断完善举国体制，构建管理有序、结构合理、效率优先的新体制、新机制，接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第一，构建政府与社会、市场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新体制。按照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在创新推动政府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降低社会、市场参与竞技体育管理的准入门槛，把能够由社会和市场承担的竞技体育职能转移出去，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市场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新体制。新体制下，要通过各项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进，明确政府和社会、市场的角色定位，找准政府行为和社会、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以提升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的组织与管理能力。第二，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治理的新机制。要紧紧围绕提升竞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基础上，广泛吸纳社会组织、协会、俱乐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竞技体育治理，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多种机制相互配合、多个主体共商共治的竞技体育治理新机制。新机制运行中，首先，要合理规划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治理的任务分工，恰当处理好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给予多元主体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以调动其参与竞技体育治理的活力与动力；其次，按照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实践方向，多元主体要以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最优化、价值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协同构建与新机制相配合的资源决策机制、共享机制、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等，以提升竞技体育资源向产品的转化效率，扩大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供给份额和供给比重，接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3.4 架构多元人才培养路径，助力体育强国建设需求
后备人才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新时代，竞技体育在强化政府指导、服务职能的基础上，积极邀请社会、学校、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建设，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路径，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第一，以社会培养为中心。一方面，政府可通过直接委托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培训机构，并从政策、资源、业务等方面进行支持，逐渐将其打造成专业的、规范的后备人才培养机构，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平稳增长提供助力；另一方面，政府可与区域竞技成绩优异、项目特色鲜明的单项协会、社团、俱乐部等体育社会组织，通过签署联合培养协议，创建创新协同培养机制，共同建立各类项目的地方队、省市队、国家队，形成层层递进的后备人才梯队。第二，以学校培养为中心。一方面，在明确学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应通过合作，完善各学段、各项目后备人才选拔标准、升学转学、注册管理制度，构建协调联动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打造贯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人才传递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社会等多元力量支持，体育系统要配合教育系统在大、中、小学成立不同项目的校运动队、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协会、校园运动联盟，构建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全国性、地域性体育竞赛体系，促进青少年运动员学习、训练、竞赛、管理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推动后备人才的院校化发展向职业化发展方向转变。第三，以市场培养为中心。按照竞技体育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需求，各级政府应协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减少行政审批、放宽限制、简化手续等政策红利支持，促进市场组织成立人才培养机构和人才流转机构，同时，各类人才培养机构应在明晰竞技体育人才资源产权归属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速度和人才区域间流转速度，以满足竞技体育人才的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需求。
4 结束语
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竞技体育要围绕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肩负起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战略使命，不断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应对当前竞技体育面临的一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竞技体育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并从拓宽多元价值功能、优化项目结构布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架构多元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加快补齐自身发展短板，提升综合发展实力，不断为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摘自：宋德海，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短板的表现形式、成因与路径选择——《辽宁体育科技》，2022.03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沟通与团队决策研究
作为一种任务型团队，中国情境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创造着竞技体育领域的新高度：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过程中展示的竞技体育精神风貌，还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凸显我国文化特点的竞技体育新成绩。纵观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构成以及由角色而形成的行为过程，可以清晰地发现两个有趣的共性历史现象：第一，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存在着典型的三元结构角色特征，即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次制度调整，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内的管理模式变更都没有减少领队这一重要的团队角色，也正是由于领队角色的存在凸显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在竞技行为上的情境特征，这也是我国竞技体育不断创造优异成绩的角色认同。第二，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存在着由家长式领导结构形成的团队决策体系，这种建立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决策体系，由于独特的领导关系以及决策行为过程成为竞技体育的行为基因与组织基础。那么，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构成对团队绩效有哪些影响?中国情境下的竞技体育三元结构之间如何进行情境化的沟通?情境化的高语境沟通方式是如何影响团队决策的?我国的三元结构是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创造优异绩效的“组织黑洞”吗?本研究立足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点，从微观角色分析入手探索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国情境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沟通行为与团队决策行为过程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结合我国三级训练体系，形成国家队—省队—市队的抽样原则。国家队选取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国家女子板球队；省级运动队选取辽宁省男子排球队、辽宁省女子篮球队、辽宁省女子排球队、辽宁省女子手球队、辽宁省男子手球队、辽宁省网球队、辽宁省田径队、辽宁省跆拳道队、山西省体操队；市级运动队选取沈阳市篮球队、沈阳市曲棍球队、哈尔滨市冰球队、合肥市篮球队、郑州市篮球队、沈阳市柔道队、沈阳市射击队、沈阳市速度滑冰队、珠海市体操队共计20支队伍为实际的测量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参与式观察法
在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研究团队跟踪观察我国不同层级的20支竞技体育运动队，研究过程采用公开参与观察，公开研究者身份，对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进行感性资料采集。观察的内容主要涉及运动队内教练员、领队与运动员之间的沟通行为与方式，教练员与领队在日常训练与比赛中的决策行为与方式，将观察内容进行汇总，形成观察材料数据库。通过文本分析以及词频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数据，将教练员、领队、运动员在训练与比赛过程中的团队沟通行为与团队决策行为进行归纳。
1.2.2 访谈法
1）访谈对象选取。在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本研究跟踪观察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国家女子板球队等20支队伍，并访谈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22人，实地探寻我国优秀运动队的沟通与决策行为特征。2）访谈提纲确定。在前期关于运动队决策研究基础上制定访谈提纲，结合我国运动队三元结构特点以及中国情境的文化特征进行针对性设计，提纲内容经相关专家多轮次验证，效度较好。3）访谈内容结果。在访谈中，研究团队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互动和引导，让受访对象处于放松舒心的状态。访谈主要围绕在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中的团队沟通和团队决策的关键问题、关键行为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结合我国制度体系与文化情境来探索能够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关键性决策行为和沟通行为特征。现场采访结束后，研究团队共整理收集了约50ｈ的音视频素材。在统计过程中，研究团队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处理访谈数据，将访谈对象表述内容较多、出现频次较高的内容进行整理，特别是对9位教练员关于决策行为的访谈内容进行整理，汇总出核心关键内容。
2 中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结构体系
2.1 中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三元结构
结合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内的角色构成，从团队结构的职能、团队内的角色自我认知以及角色的社会认同角度可将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分为三元结构。
2.1.1 行政结构：中国情境制度特征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政权威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中存在领队，这一团队角色产生于我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并伴随着团队行为过程而产生；同时，这一团队角色与西方情境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leader”存在本质差别。由于角色行为过程与团队行为过程同构，且领队角色存在着制度赋予的先验权力，领队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行使着以行政角色为主的管理权力过程，因此，对于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以领队为代表的团队结构，本研究操作性地界定为“行政结构”。
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而举国体制的形成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存在着显着关系。因此，在举国体制的作用下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领队在我国体育运动队的管理过程中就体现了明显情境结构性的行政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政结构的出现使得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结构构成较西方情境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的二元结构（运动员-教练员）更加稳定；同时，三元结构对于我国运动队在国际赛场上创造优异的团队绩效具有组织化意义，较以师徒关系维系的二元团队结构也更具优化效果。
2.1.2 技术结构：中国情境文化特征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技术权威
对于竞技体育运动队而言，教练员与运动员是创造团队成绩的核心群体。教练员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角色是对团队整体的技术体系进行综合管理与指导，那么，从团队结构的角色功能角度来看，以教练员为主体的角色结构可操作性地界定为“技术结构”。
技术结构的存在是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的社会角色回应，教练员（尤其是负责总体工作的主教练）个体技术水平高低决定了队伍整体创造团队绩效的高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竞技体育运动队的不断成熟，团队内的技术结构也出现了角色分化，如主教练、分管教练、助理教练、体能教练、科研教练、心理教练等。这些在技术结构上的分化是团队结构在社会功能上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求而逐渐产生的，也是竞技体育运动队结构功能在我国文化特征背景下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是竞技体育运动队在技术层面的权威体现。
2.1.3 执行结构：中国情境行动特征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执行体系
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运动员是完成团队绩效任务的直接执行角色，是团队竞技比拼的角色外显。从行为表象上看，竞技体育运动队中运动员是完成比赛任务、执行团队理念、创造团队绩效的角色个体，因此，以运动员为代表的社会角色可操作性地界定为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执行结构”。
竞技体育运动队团队任务是依靠运动员的执行力来完成的，团队绩效与执行结构存在必然的联系。从行为反向的过程来讲，由于竞技体育运动队任务执行过程中运动员角色的重要性，运动队的建设重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围绕执行结构展开。同时，竞技体育运动队相对于其他任务型团队的主要特征就体现在竞技成绩的唯一判定性上，也就是说，团队成绩好坏、团队绩效的优劣评价标准取决于运动员在比赛中是否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这种规则平等下的竞技唯一性特征、团队行为过程中对执行效果判定的集中性特征与其他类型的团队表现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从对绩效结果的判定上来说，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执行结构是其外显结构，也是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核心角色。以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为例，团队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共获得冬奥会奖牌13枚（3金7银3铜），是我国目前典型的雪上项目优势团队。从行为互动上看，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不断实现奥运成绩的突破，可以说是运动员的高效执行力带给团队综合性社会互动的良好效果，足以说明运动员对竞技体育运动队整体的重要作用。
2.2 中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三元结构的角色特征
2.2.1 角色丛：团队结构的社会关系性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绝非孤立独存，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与多种社会关系产生社会互动。社会个体不只存在一种角色，而是多种角色的社会扮演，每一个都是角色的综合体，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角色丛（亦称角色集）。
角色丛是个人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所形成的各种角色关系总和，角色丛所显示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角色，并把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同其他各种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在体育领域中，角色丛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多种社会角色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主要从个体的社会关系角度审视个人的多种角色。例如：一个运动队中的教练员，在家庭里对父母而言是子女，对配偶而言是丈夫（或妻子），对孩子而言是父亲（或母亲）；在党组织中是党员；在社会中是志愿服务者。另一种情况是体育行为过程中相互依存的角色关系，这种情况更加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运动队中的教练员与领队之间的关系、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领队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教练员与教练员之间的关系、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来审视体育运动队中的角色行为过程，第二种类型更具操作意义，竞技体育运动队中个体的角色之间进行体育行为的交往与互动，与其他角色之间形成了多重与多元的角色认知与角色选择。
2.2.2 角色序：团队角色的社会认知性特征
在中国情境下复杂的角色关系中，竞技体育运动队三元结构的角色个体面临着团队内部多种角色关系的互动，在角色丛中进行了认知性排序，这种社会现象可视为角色序。对于竞技体育运动队内的规范角色而言，三元结构中任一结构都会从结构归属角度进行角色上的顺序性认知。例如：2011年中国短道速滑团队经历了青岛冲突事件，时任领队王春露与主教练李琰是同一批的运动员，由于在当时的国家队管理工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事件发生后，王春露从领队的角度对王蒙进行管理，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冲突升级；而作为主教练的李琰则是从教练员的角色进行沟通，由于角色原因并未如领队管理那么严格，因此并未与运动员产生冲突。这个典型事件说明，在我国的体育运动队的管理过程中，不同的团队结构建立在明确的工作职责基础上。当管理任务或者突发事件发生时，每个角色个体都会基于自己的工作任务角度来开展团队行为，这种行为能够带来团队优质绩效的角色行为，不同于一般性的组织行为。
3 中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高语境角色沟通行为
3.1 显性沟通：竞技体育运动队角色间的直接互动行为
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行为过程中最为明显的沟通就是显性沟通，这种沟通不拘泥于任何沟通形式，如在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单向沟通与双向沟通，上行沟通、平行沟通与下行沟通中均存在。显性沟通中角色个体更加注重知识、意识与情感上的直接交流。典型的显性沟通如：教练员按照执教风格来塑造运动员技术风格，领队通过制度来规范运动员的日常行为，运动员将训练或比赛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直接与教练员沟通，运动员就情感上的问题直接与领队沟通。
显性沟通是将信息直接编码后进行角色之间的传递，是典型的二元信息化传递，是是非明确、黑白分明的沟通。这种信息的传递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包括体育知识、体育技术、生活情感等，这种沟通是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角色最为直接的沟通，沟通过程不僵化，沟通后通常双方自得其乐，获得感强烈。
3.2 隐性沟通：竞技体育运动队角色间的情境互动行为
在跟踪观察中发现，教练员与运动员存在着独特的沟通方式：或是简单粗暴的、或是外人难以理解的特定符号。这是竞技体育运动队互动行为过程中隐藏于显性沟通现象之下的隐性沟通，一种典型的模仿式或学习式的沟通行为。如教练员在训练上对运动员讲：“你看看人家的动作是怎么做的?你好好用眼睛观察一下!”再如领队在运动员遇到生活难处时经常会说：“等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会觉得现在的决定是对的!”在训练上，很多运动员都是在得到教练员的指导后自行理解并转化为运动员自己的技术，在角色认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超乎知觉”的情境理解，隐性沟通是体育运动队角色之间超越深度与广度的沟通方式。由于隐性沟通是一种存在于情境之间形成于团队角色互动过程中的角色互动行为，这种沟通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比赛上经常可以看到：教练员通过特殊的肢体语言对赛场比赛过程进行指挥，同队运动员之间也时常运用专属语言进行互动交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体育能够作为一种沟通交流手段，本身就是由于规则化的体育运动能够成为一种隐性的沟通手段，能够在跨文化情境中得到隐性的信息传递。
3.3 技术性沟通：竞技体育运动队角色间的意识互动行为
在3年的跟踪调研中，发现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中还有着一种基于情境差异而存在的沟通形式——技术性沟通。这种沟通通常与显性沟通过程一致，但是又不同于隐性沟通。技术性沟通是需要被传递者对特殊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作技术性转化，典型如“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教练员带出不同的运动员这种现象就取决于运动员的技术性沟通能力。同样，同一运动员在不同风格教练员的团队中会形成不同的角色作用，也是由于教练员的技术性沟通能力差异。由于我国的高语境沟通情境，较多的信息都是通过技术性沟通形成的，并直接作用于团队成绩的获取。对于角色个体而言，技术性的沟通也存在于个体本身，当个人情绪或者情感不再成为左右运动队角色在行为互动中的主要因素时，体育运动队中的个体角色效能将发挥到最大，团队绩效也将更高，而能够抑制情绪、保持客观冷静的本我状态就需要个体的技术性沟通来规范并纠正可能出现的行为偏离现象。
4 中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团队决策
4.1 任务型个人决策：教练员角色的决策过程
竞技体育运动队是典型的任务型团队，教练员作为团队中的技术权威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起到技术指导和战术战略实施的技术指挥作用。就团队内角色工作而言，教练员的决策过程较领队而言对团队绩效更具显着性影响。教练员在角色行为过程中面临着不同情境的决策行为，如训练过程中的技术纠正、比赛过程中战术布置等，但是这些决策过程是基于教练员的个体思维基础之上结合着决策情境以及多元社会因素所形成的。
本研究在过去3年对多位教练员进行了跟踪访谈，受访的教练员均表示在比赛过程中作出一个决策是艰难的，有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决策能够刺激运动员在赛场的表现，也能从心理上帮助运动员走向成熟。然而，决策形成的过程对于一名合格的教练员而言是艰难且充满挑战的。首先，教练员从角色个体进行任务型决策时要基于对团队的平等态度，不能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规则，更不能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其次，教练员的决策要建立在角色能力基础之上，作为竞技体育运动队内的技术权威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应该对团队内的技术结果负责。这种决策建立在教练员对决策情境的理性认知基础上，要求教练员结合专业知识以及对相关技术问题的经验性理解给出较为合理的决策意见。
在竞技体育情境中教练员的决策过程通常是快速、预判、有针对性的。竞技体育的竞赛过程往往瞬息万变，技术与战术上的及时微调都能够给比赛结果带来极大的改变。当然优秀的教练员在运动队的成绩获取中也能够体现出决策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女排能够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神奇夺冠和2019年全胜获得世锦赛冠军，不仅取决于中国女排团队凝聚力以及新时代女排精神的内涵作用，更与主教练郎平在不同赛场上的执教决策息息相关。作为主教练，郎平接手女排之初，就作出了3点重要决定：1）推行大国家队的政策，即通过多元培养的方式，从各地海选优秀的运动员参与国家队成员的选拔。2）采取球员年轻化的政策，郎平重视对新人的培养，像朱婷、张常宁、龚翔宇等当时队伍中的核心运动员，都是郎平选材决策下的“优异成果”。3）推行球员高大化。为了在面对欧美等西方队伍的时候不吃“身高亏”，郎平注重对队员身高的选拔，1.86m的沈静思、1.98m的朱婷、1.96m的徐云丽等，都是郎平委以重任的运动员。但她又提倡高而灵活，所以1.86m的沈静思虽然在最初的时候被重点培养，但因其行动偏慢，最终还是退出了国家队的主力队伍。像郎平这样优秀的教练，是通过多年来不断参与排球的知识学习、技术学习以及对于排球整体的理性认知才形成了具有郎平风格的决策过程，而这种决策对于中国女排的成绩提升具有积极的贡献力。
竞技体育运动队中教练员的决策行为过程是由角色所赋予的先验能力，特别是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赋予了教练员更多的“领导”权威，教练员任何一次决策都将对队伍成长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体育运动队作为任务型团队典型的行为特征。因此，教练员作为角色个体给予的决策，可视为对竞技体育运动队创造优异绩效至关重要的行为变量，这是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的行为基因密码。
4.2 团队型集体决策：家长式领导的决策过程
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中存在着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和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所组成的二元领导体系，而这种二元领导模式与我国台湾学者郑伯埙提出的家长式领导非常契合。基于中国情境的文化特征，以及我国独特的基于人治与德治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形成的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特有的家长式领导模式，在行为过程中有着清晰的领导角色边界。需要注意的是：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中决策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就决策过程而言，运动员在行为上执行决策，也就是原生地依附于教练员与领队。但这一过程又不同于西方竞技体育运动队中领导的决策方式，中国的教练员与领队（特别是领队）对于运动员的决策过程存在一种类似于家长式的体恤行为。
中国情境下独特的领导模式也形成了团队行为过程中的集体决策。由于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运动队的管理模式从未缺少领队与主教练的角色构成，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队伍中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模式（表3）。因此，对于团队发展以及重要的问题，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都能够在队委会或者是领队和教练员之间进行集体决策，这种决策有利于规避个体决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状态以及决策情感化倾向。本研究中辽宁省跆拳道队领队就表示：“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ZSY临近奥运之前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波动，在辽训练期间多次找到领队进行谈心谈话并提出相关问题，希望得以解决。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领队都与教练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并及时咨询心理专家，找到适合的沟通方式与运动员进行沟通，并疏导运动员内心焦躁的负面情绪，保证在奥运会上能够发挥出优异的成绩。”对于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整体发展而言，团队发展的每次决策都需要集体互动完成，这种集体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形成决策理性，防止决策偏移，促进形成团队的建设性优质绩效。
5 实施路径：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优异绩效的行为干预策略
5.1 立足情境角色，充分发挥竞技体育运动队中领队作用
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将立足于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融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队成员来源的多元化，角色之间的行为不确定性以及沟通的复杂性必将显现。为更好地完成体育强国任务，不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从行为干预的角度发挥运动队中领队角色的重要作用则是必然实施路径之一。1）领队作为中国情境下具有行为特征的角色，其角色存在不仅作为决策体系中的重要结构，更具有从思想上进行必要干预、能够带给队伍风清气正的行为特征，促进队伍紧密围绕举国体制进行行为互动，这种角色的“思政”特质将成为运动队创造优异绩效的结构保证。2）要继续完善我国领队的选拔机制。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中，运动员的选拔是最难的，是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物力来保障的；同时，同处于运动队技术链条中的教练员，在选拔过程上也相对较难。那么，领队作为竞技体育运动队中可选范围大、选择范围广的角色，更要在队伍建立过程中注重选拔的标准，尤其在国家与地方共建队伍出现后，不能因为共建形式的出现而降低领队的选拔标准，更不能因为队伍的级别不高而忽视领队的选拔过程。3）要根据我国运动队的情境特征来建立领队的行为干预标准。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来源构成较为复杂，外籍教练员与归化运动员逐渐地出现在部分队伍中，领队作为队伍思想工作与党建工作相结合的工作职责角色存在，要逐步完善行为的干预过程，制定并形成立足举国体制并体现我国竞技体育文化特征的领队行为标准，为不断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建立制度保障。
5.2 重视角色行为，建立以运动员为核心的沟通机制
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时期里，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来源更加多元；但是，无论角色构成的复杂程度多高，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团队构建模式将难以改变。那么，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如何重视竞技体育运动队角色之间的行为，通过建立合理流畅的沟通机制来保障运动队的优质绩效，这是具有操作意义的应然状态。
1）创新以运动员为核心的高语境沟通机制。根据爱德华·霍尔对情境沟通的研究，我国是典型的高语境沟通方式国家，其中技术性的沟通更需要沟通双方的分析与理解。因此，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教练员与运动员作为团队技术链条中的核心结构，对团队绩效的创造担负最直接的执行任务。因此，通过沟通来形成团队内部的技术一致性则是优秀团队的行为关键，建立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复合型团队角色沟通机制对于绩效创造更具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运动员是团队的技术执行角色，更是因为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特征。2）建立具有操作可能的团队结构信息库。基于中国情境的沟通是复合的、多维的，但是本质上还是角色个体的行为过程，那么基于情境的团队构建就是机制建立的前提。在新型举国体制下，通过项目的差异性与特点建立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的信息库，以奥运会为周期来更新数据库。建立基于人口统计学意义的行为差异变量关系，合理构建中国情境下符合高语境行为方式的团队角色，为创造优异绩效建立结构保障。3）在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形成具有情境特征的团队沟通机制。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华体育精神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体育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够在运动队的行为过程中内生地形成队伍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构建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沟通机制不仅符合体育强国建设的实际需求，更符合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获得更加优异的竞技成绩。
5.3 依托团队结构，深耕以教练员为核心的团队决策体系
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将构建更高水平的训练体系。在加强优秀运动队复合型训练团队建设的同时，也要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训练体系。新时期我国将统筹国际国内体育科技资源，构建跨学科、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加强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疗保障工作。
复合型的竞技体育运动队要求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更高的角色个体，那么在现有的中国情境三元结构中，能够对运动员的执行效果产生影响的是领队和教练员的决策过程。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管理模式下，应该深入探索并实践以教练员为核心的团队决策体系。1）教练员在技战术的运用上是绝对的权威与核心，尊重教练员并维护其角色权威应该是创造优异绩效的前提。2）从团队决策效果角度来验证体育运动队的成绩，教练员的决策是具有核心影响力的，要重视教练员的团队决策过程与效果。3）中国情境下的竞技体育团队文化赋予了教练员师长角色，竞技体育团队中的师徒传承亦如其他任务型团队一样，教练员对运动员具有了文化上的精神归属，教练员团队决策的行为文化明显区别于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运动员与教练员的行为关系。因此，深耕以教练员为核心的团队决策体系将对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提高以及不断提升竞技体育运动队为国争光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摘自：邵凯，董传升，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角色沟通与团队决策研究——《沈阳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