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及实践启示
近代以来为争取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变革，各界有识之士通过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文化、军事、教育、生活等现代元素，试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以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体育成为向封建文化开战的重要战线，并将开展体育运动作为强体、强族、塑造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党的体育强国观念也随之发生、发展和不断成熟。体育强国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层面对体育之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价值理解，无论在革命年代的根据地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中，都对体育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其历史演进对新时代体育强国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回顾历史，我国实现了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到“双奥之城”、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体育强国观念的建构与实践。纵观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的历史演进和动态变迁，体育强国观念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形成了从孕育萌发、全面转型、快速发展到守正创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对体育强国观念的接续发展和理论升华。考察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演进，旨在总结经验，从历史逻辑中探讨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的应然性和必然性，为探索中国特色体育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1 相关概念的梳理
1.1 从“思想片段”到理论体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①思想意识；②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可以说观念是“人用一个（或者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常常使用观念这个词汇，其含义大致可以包含3个方面：“一、表象或印象；二、与客观世界相对的东西，包括人们对事物的一般看法；三、社会意识”。观念本身又不具备体系化、系统性要求，却是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来源。一个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必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念生成、累积、整合和升华的过程，并通过宣传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进而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观念’比‘思想理论’在某些核心意义上更具稳定性，因此更适合作为较长时间跨度的观察对象”，用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探究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需要考察较长一段时间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对这一体系发挥作用的“关联性观念”（articulate ideas）。因此，在研究思想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近的词汇都应包含在研究体系中，这就有利于我们追溯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以更加科学的史学研究态度，研究当代理论体系演进的历史必然性，为当代思想理论体系提供逻辑支撑。
1.2 从个体维度到国家维度：体育强国观念的建构逻辑
随着近代对西方体育认识的深化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体育被逐渐纳入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认知范畴，体育与国家联系了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作家关于体育描述的影响，在自身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体育与国家、民族和个人关系的认识，建构了从体育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体育强国观念，其发展具有明显的从个体维度向国家维度升华的特点，符合思想理论发展的一般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这是党中央对体育强国具体思想进行系统理论建构的明确起点。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体育强国的认知和建构，在1984年之前很难从“思想理论体系”的层面获得关于体育强国明确的历史资料。如果用观念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探索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就理所当然地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体育强国的“思想片段”——对体育强国理论产生起过历史作用的“关联性观念”（articulate ideas），如党的文献、政策法规、核心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还有一些相关口号、标语、词汇等，都纳入到考察的范围。正是这些文献、词汇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强国观念群集，这些观念群集经过历史建构与解构，不断趋于稳定和科学，逐渐演进为新时代党的体育强国思想理论体系。百年来体育强国观念的历史演进研究为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使我们对体育强国观念的认识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宽广，为从更长历史阶段考察体育强国理论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和科学性。
1.3 从观念深化到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演进的实践逻辑
198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体育强国战略设想，为考察体育强国观念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历史依据。以观念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考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符合体育强国理论的发展逻辑。首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具体思想理论体系形成时，已经有无数前人进行了观念建构、思想累积和实践探索，这些观念经常以某些相近或者相关的具体词汇出现在党的文献和主要领导人的言语表述中，并映射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体育实践，形成一定的社会观念。这些观念推动社会动员，促进社会成员将观念付诸实践，形成检验体育强国观念成效的判定标准。其次，体育强国观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建构，其核心内容在百年来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对体育与国家关系价值认知的稳定性，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承和创新体育强国观念、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依据，也使得我们能够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考察和研究它。最后，体育强国观念认知的深化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折不挠的体育实践探索。党的体育强国观念发展始终融合在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具体实践道路中，可以说“体育强国是国人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也是体育强国“思想片段”生成、发展再到思想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
2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
2.1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孕育萌发（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就成为党义不容辞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涉及到革命、教育和体育的马克思主义着作，成为共产党人早期体育强国观念发轫的指南；共产党人海外履历、本土体育认知与实践等是体育强国观念形成的知识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是体育强国观念生成的实践背景。所以，在很多早期共产党人观念中，体育救国的呼声频繁出现。梳理近代党的体育发展史，经历时代风霜，但仍被频繁言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虽发表于1917年的《新青年》，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体育强国观念的萌发具有重要价值，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毛泽东同志从“养心”“卫国”的角度出发，认为体育具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功效，“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也就是体育要与心理健康和道德情感等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培养任重而致远的国民，实现“体育兴国”目标。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则主张，“身体与精神应相互调剂发展，要利用活动性休息调剂倦怠”。朱德、周恩来也都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积极传播和践行体育。共产党人恽代英对学校体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保学生健康”，他还就体育平等权等问题发声：“有些卑陋无识的办学者，因为要在球战运动会中为自己的学校争声誉，不惜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不平，何等亟待改革的事呢”。共产党人早期形成的体育强国的“思想片段”皆具备近乎同样的价值指向，就是通过体育使国家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进而达到“强体”“强族”“卫国”，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蕴含了党对体育与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初步认识，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现在看来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了红色体育实践，经过近10年的发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体育基本框架，其中的体育实践已经蕴含了明确的体育强国观念。首先，苏区第一个群众性体育组织赤色体育会，贯彻苏维埃共和国“发展赤色体育，锻炼工农阶级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号召，把体育与革命中心任务相结合，形成体育为革命中心任务服务的思想。其次，解放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教育和活动。1936年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实践更具有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体育在促进整个边区发展的价值。1941年边区政府还发行了凌之编写的《体育游戏教材》，延安大学专门成立了体育系，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体育教育的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部队和群众体育运动，体育的娱乐、健身、团队建设等价值逐渐被应用于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内容更加丰富。应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时期创造了红色体育奇迹。1941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年，毛泽东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朱德为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题词“运动要经常”。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的目的在于“广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使每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当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也就是将体育为革命服务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和战争是核心，出现的与体育相关话语及文字表达，皆为强身健体、战胜敌人的军事目标而展开，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已经展现出了通过体育改善民族体魄、重塑民族和国家形象的初衷，初步形成了体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基本观念。对这一阶段体育强国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党的认识处于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强身健体、保卫国家的层面，虽然也有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体育调节生活等，但在体育实践中倾向于其对革命和战争胜利的价值。今天谈体育强国，离不开服务国家发展、塑造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富强等体育价值目标，也突出了其服务人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充分体现了党体育强国观念的传承性和创新性。
2.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全面转型（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处于对新中国建设的全盘考虑，体育发展就成为当时必须的现实考量，体育强国观念也随即进入全面转型期。在党的领导下，体育界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育动员的经验，突出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防服务，不断挖掘体育的强体强国功能，丰富着体育强国观念。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提倡国民体育”。10月，国家副主席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大会上讲话：“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通过一系列制度实现社会的体育动员，我国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核心思想的基本方针和发展思路。195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明确体育是“改善人民健康和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重要手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体育强国观念也发生了重要转型，在体育方面的中心工作是“增强人民体质”，映射到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国防体育热潮的掀起和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大力开展，广播体操热、民间体育运动等发展迅速，体育被纳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工作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5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幕式，以高规格领导人集体出席，彰显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支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信号，体育强国观念开始实现向注重体育原初价值的重要转型。同时，党中央开始重视通过体育增加国际交往，拓展体育强国观念，形成了通过“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决策，达成了通过竞技体育比赛和交流，彰显国力、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观念。
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开启中国重返世界的序幕，体育推动中国进入外交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为明确地讲“体育的往来是政治”，形成了体育外交的重要观念。虽然体育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误和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沿着体育强国方向前进、追求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止，这显然得益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党的体育强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事实。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强国观念虽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其蕴含的党对体育强国理解的进一步深化，为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深入探索体育强国理论和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引。
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快速发展（1978—201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体育在“赶超型现代化”思想引导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随后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框架下，国家体委提出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允许台湾作为一个地区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这是体育强国观念的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系列斗争，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得到公正、圆满解决，我国体育打破与世界体育长期隔绝的坚冰时代，中国体育全面登上国际体育舞台。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体育打开世界之门的成功实践，开启了以体育塑造国家形象、展现民族精神的新起点。从此，体育强国观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1983年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肯定了体育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价值。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并设定了时间节点——即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虽然后来不再提及这一时间节点，但是这时“建设体育强国”作为一个组合名词出现，标志着体育强国作为国家大政方针成为指导体育发展实践的重要战略安排，既意味着体育强国观念的又一次重要转型，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和探索体育强国的具体样态，这对体育强国观念的建构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此后，在中央的各类文件中“体育强国”开始以完整的词汇出现了。1986年党中央下发《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加快体育领域改革提供了指南，进一步完善了“举国体制”，形成了体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于是以企事业单位为组织的体育活动开始盛行，职工运动成为全社会体育参与的重要形式。
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
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界对体育强国观念的学术探讨上有不同认识，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基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关于体育强国比较完备的思想观念体系，为体育强国观念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通过立法与科学规划规范全民健身实践，规定了相关国家机关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责任和义务，确认和保障了“增强人民体质”观念在党的体育强国观念的核心地位，这是体育进入依法行政、依法治体阶段的里程碑，是探索中国特色体育发展规律的阶段性成果，同时通过立法推进体育也标志着党的体育强国观念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现实也表明，自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并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以后，群众体育便进入大发展阶段，不断掀起全民体育活动的热潮并实现了其常态化、生活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全体中国人对体育强国期盼的标志性事件，中国获得金牌榜第一的好成绩，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强国观念的充分表达。胡锦涛同志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战略目标，关于体育强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进入了快速发展和实质推进阶段。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举办以亚运会、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大赛为标志的大型体育赛事，是体现我国制度优势、展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和国家发展理念的重要渠道，通过举办大赛促进国际交流、赢得国际声誉、普及体育知识、传播体育文化、发展体育产业，成为体育赛事衍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的重点领域，是对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进一步拓展。1990年北京亚运会提出“团结友谊进步”，体现了国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观念；2010年广州亚运会提出“激情盛会和谐亚洲”，有着明确地把党建设和谐社会观念拓展的意味；2008年提出的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则把党在新的发展阶段重视生态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观念传递给全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共产党人发挥集体智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丰富了体育强国观念的内涵，为新时代体育强国观念的升华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准备。
2.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守正创新（2012年至今）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良好环境，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为新时代体育强国观念的守正创新准备了条件。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体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焕发出崭新气象，竞技体育走在世界前列，民间体育蒸蒸日上，单位体育为群众体育所替代，各级各类赛事丰富多彩，呈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越来越丰富，已经融入到党的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育强国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民在体育上的获得感前所未有，体育治理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体育的软硬件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方面，体育在治国理政中的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从重视竞技体育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治理现代化”等为内容的全面、完整和系统的发展战略所构建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标志着党对体育强国广阔视野与意义世界的多元化认知和多维内涵理解更加深入，体现了党对新时代体育强国观念体系的守正创新。
体育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重要讲话中被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汇，其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显现，形成了涉及个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2014年2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体育强国”；2017年8月，在第13届全运会开幕之际会见体育界先进代表时表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会见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中国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党对体育强国观念的继承和创新，进一步说明了建设体育强国的必要性、现实性，把体育强国理论推向了新阶段。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2021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旨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可见，新时代“体育强国”密集出现在党的文献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体育强国观念建构的结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密不可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真理性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了近期体育领域的任务，进一步把体育强国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融为一体，把办好冬奥会作为检验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是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新时代升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体育强国最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意味着体育强国观念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完整、系统的关于体育强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性规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体育发展绘就了新蓝图，明确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成“体育强国”，这一时间节点与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相契合，也从理论与实践上体现了体育强国与体育现代化的统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通过冬奥会、冬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时代新形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体育信念，铸就了北京冬奥精神，向世界发出“一起向未来”的声音。中国共产党“跳出体育看体育”，创新性地赋予体育强国观念更加宽阔、深远的意义，使体育强国观念与党提出的“美好生活”“健康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高度融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育强国观念越来越丰富、体系越来越完整、内容越来越全面，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成熟，在实践中已经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落实在新时代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
3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演进的实践启示
3.1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丰富、发展和成熟，得益于党始终坚持把体育与党的事业相结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发展体育事业、构建体育强国观念。体育的发展为党实现不同阶段的国家社会发展目标贡献了强大的物质精神力量，同时，我国独特的体育制度，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为党的体育强国观念的建构提供了制度和实践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体育强国实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使体育价值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本身，体育不仅是手段，更是价值本身，二者的有机统一使体育强国观念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理论体系与发展战略。未来，在重大体育赛事、体育工程、体育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体育事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制度优势，经过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跨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发展新形态。
其次，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变正是体育服务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过程。习近平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育的发展始终围绕党的在不同阶段中心任务布局，成为国家内政外交的制度规定和有效推手，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新发展阶段，体育强国观念的持续建构、体育的高质量发展、体育价值的全面呈现等，都必须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美好生活增添新活力，使体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相互促进。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蕴含的制度优势，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实现体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表现在举国体制的集中优势、人民自发组织的互助优势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优势等。在两个百年交汇期，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三亿人上冰雪的伟大壮举，实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主办城市、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共同发展”，而且“全方位全过程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再次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体育发展必须坚持制度自信，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标志的体育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为体育强国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3.2 把握正确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之路
道路决定命运，在党的体育强国观念的历史演进中，对中国道路的独立思考和持续建构，是体育强国理论和实践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的关键。因此，建设体育强国作为新时代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实践目标，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道路。
首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得益于党领导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物质精神基础，体育强国与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同步同频。实践证明，我国体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是实现体育现代化、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注重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使我们认识到，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必须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调动多方积极性，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体育发展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体育之路，这既是过去我国体育获得不凡成绩的关键，也是体育治理的重要经验。
再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之路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之路。从党的百年体育强国观念发展来看，党始终坚持把惠及全民的目标作为体育强国的重要发展指标，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又在不断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体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进行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
3.3 笃定信念，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立场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理念和执政特色。体育强国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体育的文化特质，建成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体育治理现代化模式，是新时代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
首先，人民体育观是党百年来始终坚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特质。在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党自始自终把增强人民体质作为体育的基础价值，并以人的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统一等作为体育强国观念的基本立场，体现了明确的人民体育观。新时代，体育发展主体是人民群众，受益主体是人民群众，改变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使体育的社会化、群众化、生活化成为体育的应然状态。通过体育强国建设实践，从观念、政策、制度各个层面予以保障，不断增强人民在体育方面的获得感，使体育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追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体育服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是百年来体育发展的价值选择和文化支撑。体育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并在调节社会矛盾、振奋民族精神、塑造中国形象、增进人民健康、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党的体育强国观念百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在新时代，“体育文化作为体育强国建设蓝图中的重要板块，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着”，要增强文化自信，培育中国特色体育文化，为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体育文化力量。
再次，体育精神是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动力。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能体现国家形象，最能唤起人们的家国情怀，在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体育精神，对凝聚共识、促进团结、攻坚克难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总能激发全体人民的潜在能量，推动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和塑造新的体育精神，不断形成体育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创新，并使其持续为国家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3.4 深入探究，不断推进体育理论的开拓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品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历程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必须坚持理论自信，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体育理论守正创新。
首先，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演进的关键在于不断理论创新的政党品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持续的体育强国观念更新。新时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领路人和领航者”的根本观点，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体育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相结合，不断形成对体育强国观念的时代建构，进而不断丰富体育强国的内涵，塑造适合中国的现代体育理论，促进体育强国理论持续创新。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是实现体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体育强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国家发展战略，在坚持正确体育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方向上，不断推动体育理论的守正创新，实现了体育理论的与时俱进。当前，我国正掀起一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对体育领域来说，就是要汲取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体育文化优秀成果，创建具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体育理论体系，为体育强国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再次，新发展理念是体育现代化理论创新的基本遵循，为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百年体育强国观念的建构提示我们，体育理论创新必须与党倡导的国家社会发展理念相适应，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党的体育理论创新，可以为实现体育更加高效、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南。
4 结语
体育强国观念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构想和思想观念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发展的历史演进是动态的、开放的、主动选择的，以观念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思想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当代体育强国战略提供思想依据和逻辑支撑；进而从体育强国观念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归纳和揭示其中相对恒定不变的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新时代赋予体育强国观念更加宏大的体育实践场景和更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体育强国观念只有扎根本土实践，不断丰富对中国特色体育现代化的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理论，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摘自：郭维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观念的发展演进及实践启示——《西安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4
备战巴黎奥运会项目布局研究及启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视角
2021年8月8日东京奥运会顺利闭幕，我国代表队在此次奥运征程中有突破、有遗憾。本文以第31、32届夏季奥运会中各国（地区）夺牌数为数据基础，以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中我国可采取的项目布局策略为研究对标方向，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近2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各参赛项目的比较优势，找出项目分布的变化特征及其相对应的发展前景，提出我国参加巴黎奥运会时可采取的布局策略，为2024年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中我国代表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提供助力。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第31、32届奥运会为研究基础，以我国参与的竞赛项目为研究对象，以项目所获奖牌数为分析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以“比较优势理论”“奥运会”“项目布局”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引文索引相关文献，为本文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新浪体育网站查阅第31、32届夏季奥运会中奖牌明细，为本文提供数据依据。
1.2.2 数据统计法
运用Microsoft Excel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根据第12届全国运动会的奖牌计分方法，对31、32届奥运会所得奖牌进行赋分，通过比较优势公式计算各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
1.2.3 比较分析法
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我国近2届夏季奥运会中比较优势项目、比较潜优势项目和比较弱势项目，根据项目布局变化分析，提出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中可采取的布局策略。
2 结果与分析
2.1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技体育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他的经典模型是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开端，多用于经济学领域。他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后因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逐渐被应用于其他领域。北京体育大学罗智博士在“比较优势理论下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的区域分工研究”一文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将该理论引用到竞技体育研究领域。并提出根据比较优势指数将各竞赛项目划分为各等级项目群体，对计算公式的科学性进行验证，为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方法。
2.2 第31、32届奥运会各国（地区）夺牌情况
在第31届里约奥运会中共有20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中共有20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2届奥运会的参赛国家或地区总量无明显变化。第31、32届奥运会中各国（地区）夺牌明细。
2届奥运会均由美国队占据奖牌榜榜首；我国分别位于第31届里约奥运会的第3名和第32届东京奥运会的第2名，相较于第31届，中国代表队的竞赛成绩在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中取得明显进步。与位于奖牌榜首位的美国队相比，虽然我国代表队奖牌总数方面还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金牌数的差距已由20枚缩小至1枚；在第31届奥运会中取得第2名的英国队在第32届中降至第4名，跌出第1集团，由日本队取而代之；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5个国家代表队在2届奥运会中均处于第2集团，具备较高的竞争力；第31届奥运会中取得第8名的韩国队跌出前10名，由荷兰队顶替而上，并获得第7名的成绩。
第31届里约奥运会中有87支（包括独立运动员）队伍夺牌，第32届奥运会中夺牌队伍增加至93支，奖牌的覆盖面积变广。其中欧洲区域增加3支夺牌代表队；亚洲区域增加1支夺牌队伍；南美洲区域增加1支夺牌队伍；非洲区域增加2支夺牌队伍；北美洲、大洋洲的夺牌队伍数量无变化，但与31届里约奥运会相比，第32届奥运会中，大洋洲国家运动队的夺牌数大幅度提升。这些现象反映出世界范围内具备国际体育竞争力的国家数量正逐渐增多，为此，我国各运动队应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对于曾处弱势的竞赛对手，避免因轻敌而导致竞赛失利。
2.3 我国代表队各参赛项目比较优势指数
竞技体育中的比较优势指数具体指：某竞技单位（团体或个人）在该参赛项目中所获得的奖牌总分占此竞技单位在此次运动会所有参赛项目中所获得的奖牌的总分份额，与该参赛项目所设的奖牌总分占所有参赛项目所设奖牌总分份额的比值。
竞技体育中的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公式如下：
RCAij=（Xij/Xit）/（Xwj/Xwt）=（Xij/Xwj）×（Xwt/Xit）
RCAij表示i竞技单位所参加的j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i竞技单位在所参加的j项目上的奖牌得分总数；Xit表示i竞技单位在此次参加的t比赛中奖牌得分总分；Xwj表示在w比赛中j项目所设奖牌得分总分；Xwt表示在w比赛中所有项目所设奖牌得分的总分之和。
将我国在第31、32届奥运会中的各竞赛项目的夺牌数代入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本文以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中所采取的奖牌记分方法对第31、32届奥运会中中国代表队所取得的金、银、铜牌进行赋分：当取得篮球、足球、排球3个项目的奖牌时，金、银、铜牌分别对应39分、33分、30分的标准进行赋分；当取得手球、水球、曲棍球3个项目的奖牌时，金、银、铜牌分别对应26分、22分、20分的标准进行赋分；取得其他项目的金、银、铜牌，分别对应13分、11分、10分的标准进行赋分。
以第31届奥运会中举重项目为例，计算过程如下：
第31届里约奥运会：
Xwt=307×13+307×11+360×10=10968
（第31届奥运会中共设307枚金牌、307枚银牌、360枚铜牌；举重奖牌按照13分、11分、10分的标准进行赋分）
Xit=26×13+18×11+26×10=796
（第31届奥运会中我国共得26枚金牌、18枚银牌、26枚铜牌）
Xwt/Xit=10968/796≈13．78
Xwj=15×13+15×11+15×10=510
（第31届奥运会中举重项目共设15枚金牌、15枚银牌、15枚铜牌）
Xij=5×13+2×11+0×10=87
（第31届奥运会的举重项目中我国共得5枚金牌、2枚银牌、0枚铜牌）
Xij/Xwj=87/510≈0.16
RCAij=（Xij/Xit）/（Xwj/Xwt）=（Xij/Xwj）×（Xwt/Xit）=0.16×13.78≈2.20
因此得出第31届奥运会中我国举重项目比较优势指数为2.20。
同理，通过比较优势指数公式可计算出第31、32届奥运会中，中国代表队其他各竞赛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见表2。
2.4 项目群体划分及变化特征
当竞赛项目j的比较优势指数RCAij≥1时，说明i竞赛单位在j项目中占据优势地位，归入比较优势项目群体；当竞赛项目j的比较优势指数1＞RCAij＞0时，说明i竞赛单位在j项目中占据潜优势地位，归入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当竞赛项目j的比较优势指数RCAij=0时，说明i竞赛单位在j项目中位于弱势地位，归入比较弱势项目群体。由此可得，在第31届里约奥运会中，我国代表队比较优势项目共9项，其中包括：举重、跳水、花样游泳、排球、蹦床、乒乓球、羽毛球、射击、高尔夫；比较潜优势项目共11项，其中包括：田径、游泳、竞技体操、拳击、柔道、跆拳道、摔跤、击剑、场地自行车、赛艇、帆船帆板；比较弱势项目共17项，其中包括：马拉松游泳、水球、足球、篮球、沙滩排球、艺术体操、网球、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曲棍球、皮划艇－静水、皮划艇－激流回旋、马术、铁人3项、现代5项、射箭。
为明确我国各竞赛项目的发展动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项目布局策略备战巴黎奥运会，对我国第31、32届奥运会的项目布局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得出我国项目布局变化具备以下特征。
2.4.1 比较优势项目发生流失，但传统优势项目优势提升
第31届奥运会中，我国代表队的比较优势项目为9项，在第32届中增加至10项，数量无明显变化，其中竞技体操的夺牌率由第31届中的4.8％提升至18.6％，由比较潜优势项目发展为比较优势项目；皮划艇—静水实现巨大突破，虽在第31届奥运会中未获奖牌，但在第32届奥运会中夺得1金2银的优秀成绩，由比较弱势项目一举成为比较优势项目；3对3篮球在第32届奥运会中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便当即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项目，这是1个良好的开局，对此应总结成功原因，进一步提高新兴竞赛项目的竞争力。
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7个竞赛项目在2届奥运会中均处于优势地位。蹦床（50％）、乒乓球（48．4％）、跳水（45．9％）3个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在45％以上，属于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是稳定的夺金力量；花样游泳（33.3％）、羽毛球（30％）、射击（19.8％）和举重（17.6％）4个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均在17％以上，其中除花样游泳的夺牌率在2届奥运会中无变化之外，其他3项的夺牌率均有所提高，在扩大领先优势的同时，为我国在第32届奥运会冲至奖牌榜第2名提供了稳定的助力。
排球和高尔夫球两竞赛项目发挥不够稳定，虽在第31届奥运会中均有16．7％的夺牌率，但在第32届奥运会中都无奖牌进账，变为我国的弱势项目，对此应及时反思失利原因，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中恢复其优势地位。
2.4.2 比较潜优势项目减少，重竞技项目成绩下滑
相较于第31届奥运会，第32届奥运会中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数量有所减少，由11个降至9个，其中田径、游泳、拳击、跆拳道、摔跤、击剑、场地自行车、赛艇、帆船帆板9个项目在2届奥运会中均属于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
赛艇和帆船帆板2个竞赛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有所提高，其中赛艇进步最为明显，由0.55升至0.83，表明此项目在未来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项目；田径、游泳、击剑、摔跤4个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无明显变化，但拳击、跆拳道、柔道3个项目退步明显，比较优势指数降低幅度均在0.4以上，柔道更是未夺奖牌，降为我国的比较弱势项目。这3个项目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均属于重竞技项目，表明我国代表队在重竞技项目方面并不占优势。对此，应向其优势国家虚心学习，取其长处弥补漏洞，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中实现重竞技项目方面的突破。
2.4.3 比较弱势项目数量增加，小众项目处于劣势
我国的比较弱势项目由第31届奥运会的17项增加至第32届奥运会的22项，其中马拉松游泳、水球、足球、篮球、沙滩排球、艺术体操、网球、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曲棍球、皮划艇—激流回旋、马术、铁人3项、现代5项和射箭等16个项目在2届奥运会中均为我国弱势项目，难以夺得奖牌，竞技实力相对薄弱。
橄榄球、攀岩、滑板3个项目是我国代表队在32届奥运会中新增的弱势项目，其中攀岩、滑板两项首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对于此类较为小众的新兴项目，我国与其他优势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积极组织队伍参加竞赛，在实际比赛中学习提高，争取缩小劣势，实现我国国际体育竞争力全面发展
2.5 比较弱势项目的项群分布
根源田麦久教授的项群训练理论，按照我国弱势项目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对其进行分类，将运动项目分为体能主导类和技能主导类2大类。
我国第32届奥运会中共有22个比较弱势项目，通过表4可知，其中对抗类项目（包括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数量最多，分别是排球、沙滩排球、网球、水球、篮球、足球、曲棍球、橄榄球8项，占我国弱势项目总数的36.4％；其次为耐力性项目，分别是马拉松游泳、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铁人3项、攀岩6项，占我国弱势项目总数的27.3％；表达准确性和表达难美性项目各两项，分别是高尔夫、射箭和艺术体操、滑板；快速性、格斗性和器物操纵性项目各1项，分别是皮划艇－激流回旋、柔道和马术。
3 结论与建议
3.1 比较优势项目和比较潜优势项目分3级布局
3.1.1 比较优势项目布局
1级比较优势项目包括乒乓球、跳水、蹦床3个竞赛项目，这些项目在第31、32届奥运会中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6.0，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平均夺牌率均在45％以上，是我国核心竞赛项目，在历届奥运会中都是我国代表队稳定的夺金力量，应放在核心位置优先发展。
2级比较优势项目包括花样游泳、羽毛球、射击、举重4个竞赛项目，这些竞赛项目在第31、32届奥运会中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在2.4以上，都具有大于17％的夺牌率，其中花样游泳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达到了4.1，有希望发展为我国的绝对优势项目，且这4个项目在第32届奥运会中的竞赛水平均取得了明显进步，夺金率较高，应放在优先位置加速发展。
3级比较优势项目包括竞技体操、排球、高尔夫3个竞赛项目，这3个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在1.0以上，且都具备大于8.3％的夺牌率，但发挥不够稳定，历届奥运会中所表现出的竞赛水平变化幅度较大，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应放在较重要位置积极发展，使其早日成为我国的稳定夺牌项目。
3.1.2 比较潜优势项目布局
1级比较潜优势项目包括游泳、拳击、赛艇3个竞赛项目，此类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接近于1，且大于等于0.7，平均夺牌率均在5％到6％之间，经过发展后有较大可能性从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转变为比较优势项目，此转变过程也是提高我国整体体育竞技水平的关键环节，对此应加大人力、物力支持，推动其发展，力争在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中有所突破。
2级比较优势项目包括跆拳道、击剑、皮划艇—静水、田径和摔跤5个竞赛项目，此类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等于0.5且小于0.7，平均夺牌率均在3.9％到4.8％之间，我国代表队在这5个项目中保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不具备优势，对此应在竞赛中累积经验，旨在巴黎奥运会中取得进步，扩大我国的夺牌规模。
3级比较优势项目包括场地自行车、帆船帆板、柔道3个竞赛项目，此类竞赛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0.2且小于0.5，平均夺牌率均在1％到3.5％之间，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竞争力较弱，对此应加以重视，借鉴其他优势国家的成功经验，寻求提升对策。
3.2 备战巴黎奥运会启示
3.2.1 保持乒乓球、跳水两项目优势
第31、32届奥运会中，乒乓球共设金牌9枚，我国代表队夺得其中8枚；跳水共设金牌16枚，我国代表队夺得其中14枚。这2竞赛项目的夺金率远高于其他项目，表现出绝对竞争力，是最重要的夺金力量。
在第32届奥运会中，我国国乒队在混合双打项目上以3—4遗憾告负，日本乒乓球队成为除中国代表队外，唯一获得乒乓球赛事金牌的队伍；跳水项目中，我国代表队同样在双人赛中失利，以1.23的分差负于英国代表队。以上说明我国在乒乓球、跳水两项目中虽具有巨大领先优势，但其他国家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竞技能力。对于此类项目，我国需进一步巩固领先优势，加强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以保障能在巴黎奥运会中发挥出最佳竞技水平，力争实现包揽金牌的伟大壮举。
3.2.2 增强耐力性、对抗性项目竞技实力
相较于第31届奥运会，在第32届奥运会中我国比较弱势项目数量有所增多，直接影响了我国代表队的整体竞争力，由表4可知，我国的弱势项目主要集中在对抗性项目和耐力性项目，其总数占到我国弱势项目总数的63.7％，因此应针对此类竞赛项目进行思考。加强耐力性运动员的培养，从运动员选材、科学训练等方面入手，为耐力性运动项目输送优秀的后备人才；乒乓球、羽毛球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与排球、沙滩排球和网球等弱势项目同样属于隔网对抗类项群，可借助金牌项目带动排球、沙滩排球和网球等弱势小项发展，汲取其成功经验，寻找提升之道；被称为“3大球”的篮球、排球、足球属于同场对抗类项目，也是普及范围最广的竞赛项目，在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中均处于劣势地位，出现竞争力下降的现象，对此应加以重视并反思失利原因，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中恢复往日竞争力。
3.2.3 补充优秀后备人才，科学跨界跨项选材
优秀后备人才的短缺是导致我国在比较弱势项目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要提升运动项目竞技能力，增强竞争优势，首要任务在于发掘优秀后备人才。我国优秀自行车选手宫金杰最初练习田径，15岁时通过跨项选材进入吉林队改练自行车后取得成功，第32届奥运会中我国自行车项目唯一1块金牌便是由宫金杰与队友鲍珊菊合力获得；我国着名田径运动员刘翔1993年初入体校时主练跳高、辅练100m短跑，于1995年被田径教练方水泉看中，开始练习跨栏，最终多次在国际大赛中夺得110m栏冠军，向世界充分展示何为“中国速度”。以上实例充分证明了跨界跨项选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此外，在跨界选材时要遵循一定的科学方法，在相近项群项目中选择。马拉松游泳、攀岩等项目对竞赛选手耐力要求较高，可在田径中长跑中项目中跨项选材；自行车项目对选手下肢力量和身体平衡性要求极高，可尝试在举重、跳跃项目中进行跨项选材；铁人3项运动包含水域部分，可尝试在优秀游泳运动员中进行跨项选材。
3.2.4 发掘新夺牌点，推动新兴小众项目发展
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中，冲浪、攀岩、滑板、棒垒球和3对3篮球5个竞赛项目以新兴项目身份首次出现在奥运赛场。冲浪、棒垒球两项目我国并无人员参赛，其他3个项目中，我国代表队除在3对3篮球项目中获得1枚铜牌外，攀岩、滑板两项均未夺得奖牌。由此可见，在新兴的小众竞赛项目方面我国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应加强对国际体育运动的关注度，对于不熟悉的运动项目保持一定的探索精神，积极组织培养新兴和小众项目运动员，增强我国的新兴项目、小众项目竞争力，推动其成为巴黎奥运会中我国代表队新的夺牌点，拓宽夺牌规模，从而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全面发展。
——摘自：胡晓凤，胡天翔，备战巴黎奥运会项目布局研究及启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视角——《安徽体育科技》，2022.05
中国“女排精神”的发展历程、基本内涵与传承路径
“女排精神”是由中国女子排球队（以下简称“中国女排”）历经多年沉淀、呼应时代发展、彰显民族精神铸造的宝贵文化财富，已呈现由体育领域向社会领域传播、代代人群传承和精神谱系传递的特征。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体发〔2021〕2号），提出“进一步弘扬以新时代‘女排精神’为主要特质的中华体育精神等体育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的总体要求。”可见，“女排精神”彰显其并非仅以辉煌成就所铸成，而是以在历次逆境、挫折、失败中汲取经验、创新改革、浴火重生的全方位成长为基础，逐步在赛场上展现出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及衍生出“逆风而起，乘风破浪”等的人生信条，从而缔造出比金牌更为宝贵的精神宝藏。
诚然，“女排精神”是具有中华体育精神主要特质的典型代表，蕴含着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民族内涵与精神动力。从学理层面分析，竞技体育孕育着超越身体技能本体的精神，以树立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传播正能量等功能，诠释体育事业的多元内涵和延伸其时代价值。在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精神物化是由我国农耕文化、地域特征、种族习俗等多因素所形成。在竞技体育领域，民族和国家间的多维度较量、比拼和交流，以及个体间的比力斗智均体现出民族、国家和个体精神的象征，并且竞技体育诠释的团结合力、凝聚合力等正能量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独特的精神标识。
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人对体育价值的多维度认知不断深入，中国女排彰显的运动项目精神内核已超越摘金夺银的锦标价值，体现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及彰显民族精神价值的文化要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缩影。“万人空巷看女排”“国庆阅兵中国女排乘‘祖国万岁’彩车出场时激起的响彻天空‘中国女排、世界第一’欢呼呐喊声”，映射了新时代“女排精神”的多维度传承，且已汇聚在民族精神及民族情感之中，成为国家建设的精神升华和生动诠释。因此，拓展及传承“女排精神”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体育领域的弘扬与体现，挖掘其发展历程及深远内涵，对释放民族精神及展现国家强盛具有深远意义。
1 “女排精神”发展历程
“女排精神”是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文化的先进代表，其在体育事业重新起步、竞技体育成绩波折、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建设等过程中，播撒精神火种、固牢精神支撑及赓续精神基因，勾勒出一部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陷入低谷、逆境奋起、重回巅峰、永不言败的奋斗史。从1976年至今，中国女排历经“五连冠”、低谷及艰难崛起、重铸辉煌三段时期，其体现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缩影，且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功勋教练员优良品质的代际相传及团队文化的传承创新中淬炼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女排精神”。
1.1 “从无到有，立根铸魂”——在我国体育事业重新起步中播撒精神火种
从无到有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新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既是百废待兴，又是奋力发展的时期，艰苦创业、刻苦耐劳、集体主义是该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在面临复杂外部国际环境及内部建设任务艰巨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急需通过精英标榜效应引导民众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凝心聚力参与社会建设及贯彻国家发展方针。与此同时，1979年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促使竞技体育成为登上国际舞台、展现国家形象、洗雪民族耻辱的利刃。此时，由袁伟民指导带领刚刚成立的中国女排，率先贯彻“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原则，将顽强拼搏及艰苦奋斗的精神践行至训练且注入团队管理之中，通过训练及竞赛自我比拼与国际较量的内外部冲突，民族意识与精神塑造过程不断交织，“女排精神”逐渐凸显。其诠释出“不获全胜，我们算什么世界冠军，我们可不要往自己脸上抹黑啊，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国至上精神。在此时期，“女排精神”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不仅成就了世界排球史上的第一个“五连冠”，开创了世界体坛的一个中国时代，根植入其集体项目文化的传承血脉之中，更是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时代的榜样、集体主义的象征及中国女排的灵魂。
1.2 “逆境崛起，弥足珍贵”——在女排竞技体育成绩波折中筑牢精神支撑
运动成绩是竞技运动的终极产品，其受运动员自身、竞技对手竞技能力波动性及参赛结果评定等内外部条件影响。可见，竞技运动具有独特的客观性、复杂性、残酷性和唯一性。尽管获胜和失利的博弈性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但是对失利的理性分析和正确认识更为重要。在新老运动员交替、竞技水平下降等因素影响，陷入低谷的中国女排并未一蹶不振，而是将一脉相承的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精神注入日常管理、训练、竞赛中，逐步提升竞技能力。此时，郎平指导首次以主教练身份与新一代女排形成了权威保有、信任延续、稳定有序、命运共享的团队格局，带领中国女排在逆境中崛起，重回世界大赛前三席位，成为当时我国集体项目成绩突出及可与优势项目媲美的精英代表。进入21世纪，我国体育事业面临全面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女排也面临教练员换帅、竞技成绩下降等局面。在此时期，陈忠和指导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强大的团队领导力，将祖国至上、团队协作、顽强拼搏和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作为队员们的精神支撑，中国女排以顽强的作风和快速多变的灵活技战术风格，在世界大赛中屡次反败为胜，其优异竞技表现展现出跨世纪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1.3 “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赓续精神基因
伴随时代改革的浪潮，中国女排作为我国群众期盼、社会关切和极具感召力的集体项目运动队，始终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在世界赛场不惧强手、敢打敢拼、铸就一次次辉煌。“女排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进。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推进竞技体育均衡发展，全面提升竞技水平，将发展重点放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更大的集体项目及“三大球”中，是当今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赛场，中国女排不仅传承了“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中国出征，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祖国至上精神及“没有最好的个人，只有最好团队”的集体主义优良传统，更是以复合型团队、科技助力和后勤保障等特点，提升了国家队选拔、训练、竞赛和管理水平，以优异表现彰显我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体现后发外生型的中国体育迅速实现崛起的制度优势。在2016年里约奥运夺冠后，具有国际化、现代化执教理念的郎平指导进一步将协同性、创新性、科学性等新理念和新思想，注入团队的选拔、思想、训练、生活、管理、纪律等过程中，突显出优秀集体运动队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具有国际视野及专业素养的显着特征，成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强大精神支撑和巨大精神动力。
进入新时代，国家和人民赋予了竞技体育新的任务及使命。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神圣使命，也要拓宽其多元功能与人文价值，促进以运动项目文化为核心的体育文化建设，因此充分挖掘运动项目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女排以其追求极致、忍受挫折演绎了体育运动的身体文化，培育了一批批优秀运动员，且以典范形象、精神传递、理念创新的团队管理特征，促使“女排精神”成为弘扬现代体育精神及传承中华体育精神的象征。尤其历经竞技体育基础相对薄弱的探索起步、发展进步和改革创新阶段，中国女排不仅以先进的运动项目管理和训练理念映射国家竞技体育发展进步和改革创新，更是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基础上，赓续“女排精神”基因，以其精神品质为社会传递出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正能量，且创作出深入人心、激发奋斗的“正气歌”，促使全国人民凝气聚力，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以及中国人民健康、自信的状态。
2 “女排精神”基本内涵
2.1 弘扬现代体育精神，释放人文理性体育价值
现代体育精神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生产、生存、生活实践中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神圣与世俗中交织，蕴含具有生物及人文体育观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体育文化，成为推动现代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原生动力。在物质、制度及精神的文化三层次视域中，发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人类从原始社会至今，演绎了与野兽搏斗、工具制造及种族斗争等过程（图1）。同时，现代体育发展进程伴随人类自然器械向更加现代化的物化状态演变，跑、跳、摘、抱、取等动作逐步嬗变成身体动作等人化形态，再由其逐步形成以运动项目而聚类的专业化特征。在制度文化层面，现代体育基于专业化、科层化、理性化等特征，以体育组织、体育节事、体育法规、体育教育、体育竞赛、体育文化等为载体，促使种族、部落的宗教行为、祭祀等神圣活动，与全球、区域、国家等组织单元所彰显的体育治理体制或运行机制效能，及其延伸的文化、教育、产业等体育多元世俗功能相互契合。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文化层面，现代体育精神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创新诠释了由以强身健体等功利参与目标的生物体育观，逐步上升到人文体育观的人文精神释放过程。可见，精神文化层作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的高级阶段，将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运动项目发展视域和精神文化传承脉络。
竞技运动具有十分强烈的外显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具有展现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激起民族意识等功能。历经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及竞技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女排，形成蕴含体育内在竞技能力和社会外在标榜形象聚集效应的“女排精神”。过去，在长期赶超体育文化主导的背景下，尽管中国女排组建初期面对训练条件匮乏、训练理念单一等重重困难，但却塑造出彰显民族国家政体独立、民族信仰、文化认同等都需要的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其不仅体现出优异竞技能力的生物性，且展现出蕴含人文理性的现代体育精神本质。
在当前我国生物体育观占据先导地位的背景下，“女排精神”的塑造历程不仅生动诠释以物质及制度文化创新的生物体育观，更是衍生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人文理性体育价值观。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女排坚持发挥举国体制优越性，秉承“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训练理念，不断探索项目发展规律，创新“单脚背飞”“快抹”“高举高打”到“高快”结合等技战术，且逐步注入复合型团队、大数据创新训练管理等理念，突破传统运动队管理及训练体制与机制障碍。另一方面，中国女排基于物质及制度文化层面创新，进一步凝练运动项目文化符号，诠释了现代体育精神的人文理性价值。中国女排将“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的永不言败、“尊重对手、尊重自己，把最后一场比赛打好”的顽强拼搏等精神及科学与人性融入“女排精神”，如郎平指导注重训练科学性，透过个人执教理念与执教魅力，为女排队员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给予个性化关怀的“以人为本”人文理性，诠释了新时代“女排精神”的价值内涵。基于此，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精英形象的中国女排展现了一支精神凝练、理念更新、思维创新的新时代优秀运动队，且以其蕴含统一指挥、各司其职、团结协作等极具感召力、凝聚力、驱动力的精神品质，唤起全国人民对中国女排发展历程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衍生具有代际传递、情感唤醒和精神涵养的永恒价值。最终，以其锻造的丰富精神内涵挺立起不同时期中国体育事业的精神脊梁，树立起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给全体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良好的精英坐标和榜样示范，融合彰显了现代体育精神的生物体育与人文体育价值。
显然，“女排精神”不仅释放出体育救国、技术创新、金牌至上“体”的物质及制度文化层的生物性功能，更是衍生出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精神文化层“育”的人文理性价值，弘扬了现代体育运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积极进取、自我超越、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公平竞争及团队协作精神。
2.2 传承中华体育精神，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深入挖掘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促进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任务。体育事业伴随着国家事业而发展，发挥了竞技赛场为国争光、强健体魄及振奋民族精神等作用，从而形成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体育强、中国强”的发展理念、给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回信中“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及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等内容，生动地诠释了中华体育精神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大要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域下，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从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国家愿景，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社会文明，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公民素养３个层面体现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度融合。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华体育精神是体育文化价值观认同的基础。运动项目文化作为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多元化方式达到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等目的，促使参与体育运动人群找到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最广泛形成价值共识。在新时代背景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精神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反映了精神动力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的凝聚、感召及支撑作用。“三大球”作为展示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代表性项目，近些年唯有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塑造出了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女排精神”，成为我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典范。如中国女排在楠竹建成的简陋排球馆中摸爬滚打、艰苦磨练，塑造出了镶嵌在团队灵魂中的“滚上一层土、蹭掉一层皮、苦练技战功、立志攀高峰”的“竹棚精神”，深刻诠释了优秀运动项目的文化内核，发挥出了竞技运动精神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彰显了以“振兴中华”为口号的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人心作用和社会激励效应展现了“女排精神”正从竞技赛场向社会领域拓展，逐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优秀样板。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分析即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等影响下，我国体育的发展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抑制了体育的人文价值，导致中华体育精神并无多少中华传统特色，只是对普世性体育精神的部分提取。难能可贵的是，“女排精神”不仅创新性地继承了由西方传入的普世价值观，更是重构传承了东方文明传统精髓的中华体育精神。在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推动下，中国女排以顺应排球项目发展国际形势、接轨国际排球市场、引进国外优秀运动员及教练员，实现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以十一连胜，卫冕女子排球世界杯冠军”的优异表现，诠释了中国主动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契约体育精神。此外，在全球体育治理背景下，郎平指导从多年国际执教经验中，提炼了适应当时中国女排发展的执教理念、训练方法及其推行的大国家队、超级替补、国际化复合教练团队、大数据技术支撑及立体高速的技战术特征等理念，展现新时期中国女排与时俱进，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国形象且展现出东方“和而不同”的传统精髓。
诚然，“女排精神”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优秀代表，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呈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及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相互统一特质互为融合。以其“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内涵，以及具有国际视野、创新驱动、科学求实的集体主义特征，促使中国优秀体育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加深及丰富其历史底蕴，同时起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向作用。
3 “女排精神”传承路径
3.1 挖掘中国女排文化价值，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以优异成绩实现为国争光，以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向善，以释放社会美誉度树立国家形象，以产业效能贡献绿色经济等，成为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重要部分。中国女排作为集体球类项目，具有独特的团队象征意义和专项的竞技夺标魅力，应发挥其良好社会形象及广泛社会影响特点，进一步提炼排球项目的文化特征、组织文化和团队精神，使中国女排夺冠效应由体育领域逐步延伸至社会生活之中。其中，“女排精神”的文化价值尤为弥足珍贵，已在聚集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民族感召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得以延伸，形成了排球运动项目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标识，应进一步从竞技体育精神特质、运动项目多元功能、国际体育发展趋势及建立融合传播体系等方面，挖掘其文化价值及赓续精神基因，以此提升体育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等软实力，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其一，挖掘竞技体育精神特质，提升体育吸引力。中国女排作为优秀集体项目，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象征符号载体，不仅应以竞技表现和竞技成绩为媒介展现竞技硬核实力，更应挖掘“女排精神”祖国至上、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等特质，提升精神吸引力、排球凝聚人心的项目吸引力及举国体制有力保障的制度吸引力。为此，使全国乃至世界人民透过精神层面的体育价值观，主动接受其释放的体育吸引力，以获得对其精神的价值认可，成为增强我国体育软实力的独特体现。从而以新时代中国体育全民参与、全民健康、全新形象、全球地位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将“女排精神”从体育领域辐射至社会各阶层。此外，可通过培养郎平、朱婷、惠若琪等社会影响力大、形象正面的明星教练员及运动员，传播体育正能量。其二，释放运动项目多元功能，增强体育亲和力。要以中国女排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为引领，鼓励开展排球大众性、多样性的体育文化活动，大力推动排球项目进校园。尤其是，在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致力于多元化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培养排球后备人才，如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排球项目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破解现行划片就读政策背景下产生的项目对口不一致、人才升学断档等问题。同时，还可以大众化改革促进排球项目深入人心，以其独特的项目价值和气排球、软式排球、沙滩排球和少儿排球等方式，带动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全社会以不同形式参与排球等体育运动，引导群众关注体育、重视体育、参与体育和认同体育。其三，顺应国际体育发展趋势，扩大体育影响力。中国体育全面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是顺应国际体育发展规律和国内体育治理需要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女排影响力相比发达国家优势运动项目的辐射效应还存在差距。中国女排作为我国“三大球”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竞技成绩最为突出且最为务实的社会舆论形象的集体项目，应凭借其辉煌的竞技成绩和全球影响力，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我国对外交往多边合作平台，在国际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交流，以优异的“女排精神”文化及排球项目为载体，传递中国体育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及树立国际新形象，发挥其在促进民心相通和国家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中国女排作为世界排球项目的竞技强队，应主动肩负起推动排球运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责任，及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如进一步加大排球职业联赛改革及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排球职业俱乐部，通过放宽引援政策，以引入更多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加盟，培养具有影响的排球明星和国际体育组织官员，为世界排球项目发展贡献力量，助推排球项目的传播及我国体育文化输出，扩大我国体育朋友圈。其四，建立融合传播体系，加强体育传播力。以体育融媒体的传播模式，将弘扬“女排精神”及其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活动，与教育、文化和互联网融合，通过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活动等渗入到社会活动体系之中，以商业性的电视节目、文娱节目等渗透到文化活动体系之中，立体式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中国“女排精神”全媒体传播体系。
3.2 形成中国女排情感认同，筑牢民族精神基石
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的竞技运动，对生动诠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引领和支撑作用。竞技运动蕴含着锦标精神和进取精神的辩证统一，以项目为载体展现由体能、技能、战术能力的身体超越到精神超越，代表着国家、民族精神价值观的认同和一致性，与平凡中造就伟大的科学家及革命先烈遥相呼应，构成新时代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排精神”不仅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载体，应通过运动技术、竞技比赛等一系列符号与群众进行互动。以中国女排榜样引领、社会互动和合理运用情感载体等多元方式，促使其逐步完成与群众之间的情感表达，实现其代表民族国家形象的身份确认，使“女排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传递，从而推动群众形成精英崇拜的价值取向，引导对团结协作、爱国主义等体育价值观的意识逐步增强，成为筑牢民族精神的基石。
其一，充分发挥运动项目优异竞技成绩。中国女排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等值得我国体育及其他领域学习、吸收和推广，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提供丰富养分，向世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优异成果。总结中国女排在严把国家队建设入队关、思想关、训练关、生活关、管理关及纪律关等方面的经验，及借助其所体现的能征善战、作风优良形象，以此发挥其推动团队建设的引领作用，突显加强运动队等集体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团队精神、遵纪守法、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教育，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为国争光动力。特别是，强化祖国培养、国家利益至上等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以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其二，提升中华体育精神社会价值。应将以“女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衍生至社会当中，以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价值理性追求。大力推进排球项目的文化建设，深挖中国女排的项目特色、组织文化及团队精神，创作具有时代特征、精神内涵、中国特色的排球文化产品，打造独具中国排球项目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及行为文化，构建新时代中国女排文化的传承体系。在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等一系列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等系列活动中，要将中国女排故事、人物等体系化梳理和呈现，融入爱国主义基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公园等之中，注重中国女排乃至其他项目文化挖掘、精神追溯，为体育精神的民族自觉提供方案和路径。通过组织编写《中国女排成长之路》《激情岁月——郎平自传》《陈忠和——我的执教人生》等系列读本，挖掘中国女排发展历史沿革、以博物馆、故事馆等形式留存资料，将其作为运动队、学校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首选地及首选素材或将其推荐为进校园课外读物等举措，从精神角度更高、更深、更细地体察其竞技运动团队的生活及训练，以创作更具丰富性及时代意义的经典文艺作品，讲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故事，将中国女排在赛场内外所展现出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优良精神品质具体化呈现。
4 结语与启示
精神力量的厚重和强大之处在于其形成、塑造、提炼、释放的长期性、持续性及迭代性。体育作为社会发展中展现人性、国家、民族精神的独特活动，其精神塑造与人类的生产、生存、生活的实践密不可分，更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相连。显然，正是因为中国女排历经磨难、成败、起伏等不同发展阶段，锻造出“播撒精神火种、固牢精神支撑到赓续精神基因”的“女排精神”，勾勒出一部“从无到有、逆境崛起、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奋斗史。“女排精神”作为运动项目文化及中华体育精神的典型代表，其基本内涵源于现代体育精神的弘扬与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有效挖掘与融合了人文理性体育价值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前，大力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促进体育文化健康繁荣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具体要求。为创造性传承“女排精神”，应进一步挖掘中国女排文化价值及形成中国女排情感认同，以助推体育强国建设及筑牢民族基石，发挥体育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的重要作用。
——摘自：孔年欣，柳鸣毅，但艳芳，中国“女排精神”的发展历程、基本内涵与传承路径——《成都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5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路径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竞技体育发展需要分层分类生产与供给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这就越来越需要政府之外的主体力量来予以弥补和支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也指出：“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市场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构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从社会、市场力量作用的挖掘及市场机制的发挥情况来看，美国竞技体育是成功的典型。其以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这4大职业体育联盟为代表的体育产业独占世界鳌头，以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为首的“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更是“体教融合”培育优秀运动员、妥善处理学训矛盾、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典范。深度挖掘美国经验，对推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具有参考意义。学术界对美国学校竞技体育、职业体育及其发展环境、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参考。然而，社会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各有优劣，进行比较或借鉴就需审视彼此的政社关系及作用。
不同社会、市场力量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成长方式，针对家庭、学校、社会俱乐部、职业俱乐部、项目协会、学生体协等不同类型主体进行比较和分析，有利于理清不同类型主体的成长机理。但将上述主体抽象成区别于政府的社会和市场力量，则有利于先从整体、宏观层面把握非政府主体成长的主线条。本研究中社会、市场力量指政府之外的所有主体，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主要包括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企业、体育公司等，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主体主要包括学校、民非性质的体育机构或社会体育俱乐部以及奥委会、单项协会、大学生体协等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概念来自企业管理领域，用于对某个组织发展进程的描述和概括。企业成长路径即企业实现持续成长所采取的方式、方法、途径，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改进和做出新的选择。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成长路径有多种呈现方式。由此，研究把握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供需关系的重大变化来梳理其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路径。
1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样态
1.1 数量众多的发展“微单元”
美国有钱有闲、崇尚英雄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其社会大众产生了旺盛的竞技体育需求。社会和市场力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需求，拓展自身发展数量和规模，建构基层发展的“微单元”。如美国州立高中全国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ate High School Associations，NFHS）的校际竞技运动拥有19500所高中会员单位，直接覆盖学生达1200万；NCAA拥有1100余所会员学校。此外，美国还拥有近30个职业体育联盟；2018年，美国所有城市都至少拥有一支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地域为单位构成了基层竞技体育发展的“原子”，其所覆盖区域、业务范围、涉及项目、目标人群等的不同，形成了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供需结构链条，打造了数量众多的美国竞技体育发展“微单元”，进而形成了具有自我发展动力和活力的竞技体育发展“微循环”。不同地域的社会、市场力量总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美国竞技体育整体良性有序发展的内循环。
1.2 形式多样的供给与服务链
美国依托数量众多的发展“微单元”构筑了形式多样的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链条，较好关照了人们日益多元化、分层化的竞技体育需求。以中小学体育俱乐部、美国州立高中全国联合会、大学生体育协会为主的学校竞技体育组织，建构了服务于青少年身体锻炼、自我价值追求、社会适应力提升的竞技参与和发展类产品与服务供给链；NCAA、业余体育联盟（Amateur Athletic Union，AAU）、职业体育联盟一方面构建了职业运动员展示高超运动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竞技表演类产品与服务供给链，另一方面也构建了满足普通大众竞技观赏、运动结群的竞技观赏和参与类产品与服务供给链。竞技体育发展的多元功能和价值彰显，业余与专业之间、普及与提高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NCAA—职业体育联盟—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National Governing Boby，NGB）—美国奥委会（Untied States 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USOC）等社会和市场力量形成的精英竞技人才培养与供给链，为美国在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既满足了运动员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又服务了国家的政治竞争诉求。
1.3 覆盖广博的国家发展网络
受制于对发展资源和成本的考量，美国社会和市场力量在不同地区、不同州（特区）、不同县和区办训、办赛，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更便捷地参与和感受竞技体育。这些坐落在不同区域，发展规模和层次不一、发展目标和服务群体不一、发展功能和作用不一的社会和市场力量，不仅形成了区域内自组织发展的微单元，而且形成了区域内相互连接、错落有致的发展网格，并通过NCAA、职业体育联盟、NGB等枢纽型组织形成了不同区域间相互联动的竞技体育自组织发展网络。美国只要有人群，就会有城市；只要有城市，就会有大学；只要有大学，就会有NCAA。职业体育俱乐部也遍布美国的每座城市，职业体育联赛大多采用主客场赛制，比赛期间各职业队你来我往，既为不同区域的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也大大加强了不同区域间的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使社会和市场力量构建的发展网络更加紧密。此外，美国社会和市场力量已将发展网络扩展到国际，如2016年，NBA450名球员中有113名外籍球员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NCAA培养出的球员也会在体育组织或经纪人的运作下到其他国家的职业联赛服务。
2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路径
2.1 服务于社会休闲娱乐的成长路径
2.1.1 形成的历史缘由
得益于南北战争后的国家统一以及2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市人口飙升，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至19世纪末城市人口占比达50％，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1882—1887年，美国还爆发了以8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为诉求，共计5237次的罢工事件，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工资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余暇时间增多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而竞技体育作为代表热血、对抗、英雄的游戏项目，不仅符合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情结，还能够消解工作压力和丰富业余生活。由此，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旺盛的竞技参与、观赏等休闲娱乐需求。如1862年，4万多观众观看了棒球比赛；1885年，以赛马、拳击、赛艇等为核心项目的景观体育在美国流行开来。
2.1.2 发展的目标
大工业生产模式致使工人娱乐方式单一、社会贫富差距及矛盾冲突加大。由此，美国政府希冀用体育解决或缓和上述矛盾。1932—1937年，政府修建和改造了约8500个体育馆、750个游泳馆和1000个室内溜冰场以支持体育运动发展，满足工人的休闲娱乐需求。迈入现代，人们的休闲娱乐诉求更为狂热。《美国体育、健身与休闲活动参与调查（2019年版）》显示，2018年，美国有2.19亿人参加体育运动。由此，高校、协会、俱乐部和职业体育联盟等社会和市场力量在满足大众日益高涨的休闲娱乐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管理革新、技术创新以革除弊病，使自身逐渐发展壮大，通过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人员、设备、技术等更好地提供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
2.1.3 成长的基础和条件
1）观念意识方面。工业革命以前，美国社会仍然以殖民地时期的“为上帝而工作是光荣的，进行体育休闲活动要受到谴责”为信念。教堂也谴责体育等所有休闲活动为“进入所有罪恶之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后，教堂的领导者意识到宗教不能再任意谴责所有的休闲活动，提出了“神圣的娱乐和休闲”作为没有私欲的游戏的一种选择。
2）物质基础方面。独立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1815年，美国获得英美战争的胜利，其工业制度得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南北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工业革命开始后美国又陆续开展了动力革命、纺织技术革命、钢铁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至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美国成为世界第四工业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快速发展，1894年，经济实力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3）组织保障方面。19世纪初，社会上层开始建立有组织的体育协会，并于1820年前后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竞技运动组织——双人马俱乐部。1845年，纽约人棒球俱乐部成立；1858年，全国棒球运动协会成立并开始组织全国比赛。1869年，美国第一个职业俱乐部（辛辛那提红袜俱乐部）成立；1876年，全国棒球职业联盟成立；随后射箭、足球、保龄球、击剑等多个职业组织相继成立，到1890年全国已有百余个职业棒球俱乐部。
2.1.4 发展的技术手段
1）以保护性的政策法规为发展依托。为促使社会和市场力量提供更高质量的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满足公众的休闲娱乐需求，美国颁布了多部政策、法规进行发展引导。如为给予美国高等学校更大的商业化运作空间，《税法》对NCAA的教练、运动联盟以及管理人员的薪酬给予税费减免；《反垄断法》规定，只要NCAA发展中的商业化问题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就会对其进行保护规避；特许NBA等职业体育联盟以卡特尔的形式存在和垄断运行。
2）以完全的市场机制为主要发展手段。美国社会和市场力量将市场机制充分应用到了竞技体育发展领域，并逐渐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核心机制。早在1820—1830年，纽约赛马协会首先改进赛马制度，采用门票收入分成，开启了体育的产业化先河。其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广大民众的竞技体育需求为着力点，通过市场竞争产出了量大质优的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社会休闲娱乐需求，同时也为自身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人力、物力资源。
3）以管理机制的革新为发展保障。19世纪末，美国学校竞技体育发展混乱。为此，1893年，以哈佛大学为首的8个学校代表共同制定决议以规范其业余性。1929年，卡耐基教育基金会发布“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管理报告”，强调限制大学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倾向。同时，职业体育联盟对关乎比赛观赏性的球员竞技能力、场地设施、赛事用球等进行了规制，对关乎联盟高效运营、可持续发展的选秀、运动员薪资、俱乐部运行等内容都制定了详实、具体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帽（salary cap）制度、选秀（draft）制度、奢侈税（luxury tax）制度等。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施加政治影响等对社会和市场力量施加外在干预。如1978年，《业余体育法》厘清了主要竞技体育组织之间的博弈与均衡关系，促成了以USOC为核心，NGB、NCAA等为支撑的新型管理体制与机制。
2.1.5 成长的特征与效果
2.1.5.1 成长特征
1）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中阶层变化的特点，制定自身发展策略。即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及其旺盛的休闲娱乐需求和购买力，生产与供给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以发展壮大自身。2）自治与共治相结合，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市场敏感性和服务精准化特点使美国迅速把握了发展契机，在自我组织与管理中回应社会需求，在政府帮扶、行业组织、相关政策引导下保持良好发展方向和势头，不断提升发展中的效率、效果、效能。
2.1.5.2 成长效果
1）社会和市场力量获得了初次规模化成长，并建构了依此持续发展的成长通道。与零散的、自发性组织和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就改变了原有的针对贵族的小众发展模式以及针对平民的零散化发展模式，转而变成了针对中产阶级这一庞大群体的固定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模式，社会和市场力量获得了规模化的成长。如工业革命初期，竞技体育组织的成员多是美国城市贵族阶级，伴随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社会群体阶层开始参与其中，中产阶级更是于19世纪中后期控制了棒球运动。2）立足于民众的生活与娱乐领域，为自身成长构筑了不断循环发展的供血机制。工人们在闲暇时间有事可做，化解了后工业时代因人际交往减少而产生的孤独感，提供了合理的情绪宣泄口，大大减少了暴力、抑郁、自杀等社会失范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安定，缓解了社会矛盾。
2.2 服务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成长路径
2.2.1 形成的历史缘由
二战结束后，美国发展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在竞技体育场域内显现，再加上政府规制较少，而社会和市场力量在处理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竞技体育发展中出现了暴力、赌博、管理混乱等现象。尤其是大学竞技体育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较严重的异化问题，严重背离了社会和政府最初赋予的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使命。如1904赛季球场暴力和激烈对抗造成了21名橄榄球运动员身亡，超过200名运动员受伤；再如，在缺少必要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给教练员支付报酬、暗地聘请职业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问题。于是，政府和社会、市场力量都开始进行改革以纠偏大学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失范，以使其回归到服务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
2.2.2 发展的目标
社会和市场力量以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目标。NCAA成立时就确立了大学竞技体育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与教育相结合，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如NCAA不仅限制学生运动员每周和每天的训练时间，还允许向平均学业成绩至少达到3.0分的优秀运动员发放助学金。职业体育方面，不仅为参与业余竞技体育的青少年进入职业体育联盟提供了顺畅的“选拔与过滤”通道，而且还对球员的言行举止进行教育和规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竞技观、金钱观、价值观。一方面，NBA会对球员比赛中的不当言行给予严厉处罚，如“奥本山宫殿”事件；另一方面，NBA对球员场外的言行也有严格要求，如恩比德因场外不当言论被处以10000美元的罚单。此外，NBA对所有球员的处罚一视同仁，2018年，全明星赛有13名球员因不当言行而
受罚。
2.2.3 成长的基础和条件
1）观念意识方面。当时政府和社会普遍认为竞技体育应成为人成长中的重要教育手段，尤其要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全面成长。美国政府以政治人物影响或颁布激励政策的方式引导社会和市场力量注重此功能。如在大学竞技体育因缺乏有效管理体制而面临发展危机时，1905年，罗斯福总统组织召开了“橄榄球白宫会议”，与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高校的代表共同商议有关大学竞技体育的管理事宜，并最终促成了NCAA的成立；NCAA以“确保高校竞技体育比赛在公平、安全、平等及友好的环境中进行，促进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为学生运动员提供终身受益的高等教育机会”为宗旨。
2）物质基础方面。精英政治家对大学竞技体育的支持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行业协会、企业团体及家庭更加关注和支持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如美国大学竞技体育初始发展时期的发展资金很多来自于社会捐赠及民众的门票收入。再如，美国大学校际比赛特别是观赏度极高的I级联盟赛事的运行费用多来自于校友的捐赠、赞助和支持，耶鲁大学的校友就为其学校的冰球队和橄榄球队提供了训练、比赛及场馆维修费用。
3）组织保障方面。1881年，普林斯顿大学竞技体育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教师和相关职工为主导理性引导学校发展竞技体育。1882年，哈佛大学成立类似的竞技体育管理委员会。1900年，几乎所有发展竞技体育的高校都建立了以校方为主导的竞技体育管理委员会。1906年，NCAA成立，业余竞技体育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机构。1920年，由NCAA统一领导、高校体育联盟负责联络、高校负责比赛具体实施的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后来，全美学生运动员权益委员会、美国骑士委员会、大学竞技体育联盟、教授联合会等相继成立，以应对NCAA出现的商业化急剧扩张、财务腐败、践踏学术道德、违规招生、暴力犯罪、毒品等问题。
2.2.4 发展的技术手段
1）以规制性的政策纲领为发展引领。为了营造一个良性、有序的发展环境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和市场力量服务于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政府颁布了一些规制性政策。如《劳动法》将学校和大学生运动员的关系界定为学术关系，重视大学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1972年，颁布《教育法修正案》，保障了女性参与竞技体育的机会。1973年，通过《康复法案》，保障了残疾人参与竞技运动的权利。1994年，推出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冠军/生活技能方案，涉及学术、体育、个人发展、社区服务和职业发展等与运动员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领域。
2）以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的改革为主要手段。伴随校际间竞技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大学竞技体育长期处于自治管理、自主运行的发展生态，各学校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发展问题，大学竞技体育偏离高等教育本质。由此，学校主管部门、学校、校友会开展了成立新型多元治理组织的管理改革。1900年，几乎所有发展竞技体育的高校都建立了以校方为主导的竞技体育管理委员会，1905年，美国校际体育协会（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IAAUS）成立，1906年NCAA成立，1920年基本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管理模式。
3）以大学竞技体育中球场暴力的整治为突破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橄榄球在美国大学盛行。由于组织不够完善以及规则模糊等原因造成校级橄榄球运动运行相对混乱。1890—1905年，330名学生因球场暴力而死亡。在媒体的关注下，民众对体育暴力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1905年，罗斯福总统决定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来推动大学竞技体育的改革，并最终促成了IAAUS的成立。该组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管理和监督全美的大学竞技体育，使其保持一个良好的道德水准，使大学竞技体育服务于美国高等教育。
2.2.5 成长的特征与效果
2.2.5.1 成长特征
1）把握教育这一国家发展命脉，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即围绕让竞技体育成为促进全体青少年全面发展及成长为各类精英人才的重要教育手段，学校和体育俱乐部提供多元化的竞技参与和发展类产品与服务以及多层级的运动竞赛。2）教育的特性决定了不能走完全商业化和纯粹自治性发展的路子，社会和市场在自治过程中的失序，得到了政府及行业组织的纠偏。市场存在一定的功利性和片面性，与教育的公平性、普惠性、道德性等目标理念相冲突，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由此付出了相应的发展成本和代价，社会和市场力量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曲折发展。
2.2.5.2 成长效果
1）社会和市场力量获得了进一步规模化成长，并由此建构了另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成长通道。由于社会和市场力量不仅着眼于满足大众休闲娱乐需求，而且开始注重青少年成长及成材的需求，美国生产与供给的产品或服务类别增多、需求量增加，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有遍布全国的校园竞技体育发展系统、课外体育俱乐部系统，还成立了管理青少年竞技体育的全国性机构，其发展的规模和专业性都得到提升。同时，由于教育和青少年成长对家庭、社会、国家发展极其重要，各级各类主体高度认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并积极支持社会、市场力量参与学校竞技体育发展。
2）立足于全体青少年群体，着眼于发挥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为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构筑了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美国学校竞技体育不仅仅只培养精英运动员，还针对普通大学生。广大青少年群体通过参与竞技运动锤炼了身体，磨砺了意志，培养了团队协作意识及成就观、胜负观，竞技体育的育人功能彰显，学生、家长、社会、国家也因此而高度认同、支持竞技体育发展，整个社会形成了支持青少年参与竞技运动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2.3 服务于国家政治竞争的成长路径
2.3.1 形成的历史缘由
美国一直致力于称霸奥运赛场，从二战前与欧洲列强的竞争到冷战期间与苏联的争霸，再到后冷战时代与中俄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引导USOC、NGB、NCAA、职业体育联盟等社会和市场力量着力培养精英竞技人才。冷战时期，美国获得金牌第一的次数、金牌和奖牌总数都逊色于苏联。由此，美国政府一改常态，对每届奥运会投入的资金都超过1亿美元。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竞技强国。但美国对竞技体育赋予的政治竞争意涵并没有消失，每到奥运会等国际大赛前，政府依然会给予较大支持。此外，有关法律也明确了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政治义务和责任，如《业余体育法》规定，USOC承担组队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职能，而NGB和NCAA负责输送和培养运动员。
2.3.2 发展的目标
受优越主义思维等影响，美国习惯以世界霸主身份自居，并将竞技体育视为开展政治竞争、宣扬综合国力、彰显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载体。冷战时期，苏联以其体制优势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有力冲击了美国一直以来的霸主地位。由此，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干预力度，相关重点项目的举办高校获得了国家场地建造、财政豁免政策的支持。冷战结束后，虽然奥运赛场承载国家之间政治对抗的象征意涵减弱，但由于奥运成绩能够激发民族精神，助力国家认同、国族建构，美国仍然采取措施参与奥运竞争。
2.3.3 成长的基础和条件
1）观念意识方面。美国把竞技体育作为表达意识形态、巩固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形象、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载体，赋予它浓郁的政治化色彩。国家高度重视竞技体育的政治外交功能，并将之视为“为国争光”的政治符号，用以彰显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美国国家发展的领先实力及争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为此，政府投入资金和政策，引导社会和市场力量统一思想，为其政治竞争进行投入和服务。
2）物质基础方面。美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使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位。1991年，美国的GNP高达56730亿美元，人均GNP达22400美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一方面，国内GNP增长迅速，社会失业率不到5％；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使冷战后的美国人口激增，从而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经济和人口支持。此外，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更大契机。
3）组织保障方面。一方面，政府用法规调适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利益冲突，引导其形成发展合力来培养竞技人才和提升竞技水平。1978年的《业余体育法》就理顺了不同竞技体育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推进了USOC、NGB、NCAA这3大组织协同发力，以提高青少年运动参与及竞技水平。另一方面，社会和市场力量积极审视自身行业发展中的失序问题，进行发展变革以纠偏及提升发展效益和效能。在社会和市场力量服务政治竞争失效后，美国深刻意识到存在管理混乱、过度商业化、科学化程度低等问题，职业体育联盟制定了限薪令、选秀制度、奢侈税等，以保障职业体育的有序发展与竞争力。
2.3.4 发展的技术手段
1）以项目金牌获取的难易为投资取舍。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游泳、田径、体操、滑雪和雪上滑板等美国获得奖牌最多的奥运项目，总计从USOC获得了约2.48亿美元的资助，在所有项目中占比最大。同时，美国也根据获得奖牌的难易程度区分了重点与非重点项目进行差异化投入，如对体操、游泳等夺牌重点项目增加投入，对乒乓球、羽毛球等非重点项目降低投入。
2）以分层分类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为主要抓手。1998年，《特德·史蒂文斯奥林匹克与业余体育法》规定，USOC组队参加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综合性或单项国际体育赛事，以获得优异成绩，展现国家竞技实力、综合国力，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核心使命。NGB则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向上为国家代表队输送参赛运动员，向下则是管理、组织各单项体育协会大力发展业余竞技体育运动，为精英竞技人才选拔扩大选材范围。NCAA的职能是推动大学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输送优秀后备人才，妥善处理“学训矛盾”，提高学校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这些举措构筑了“选材培养（NCAA）—专业训练（NGB）—竞技争光（USOC）”的分层分类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3）以政府的针对性帮扶为发展促进。美国政府通过资金赞助、政策法规等手段对社会和市场力量进行帮扶，从而助力其破解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困境，营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环境。如为保障大学竞技体育培育更多高质量的竞技人才，国家税收和地方政府管理层面主动对承担重点项目的高校给予财政资助等优惠政策；为保障职业体育的成长与发展，2000—2014年，美国政府总计投入了130亿美元的公共财政，协助职业体育联盟建设或翻修了45座体育场馆。同时，政府出台了《金牌行动计划》（Gold Medal Action Programme）《高水平竞技运动计划》（High Level Athletic Programme）《1104号法案》（Act1104）等多项政策，为项目备战参赛提供了保障。
2.3.5 成长的特征与效果
2.3.5.1 成长特征
1）正视国家政治发展需求和民族自豪感，积极参与和投入以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和精英竞技选手。USOC、NGB等枢纽型体育社会组织承担有代表国家组队参加国际赛事的职能，这就决定了除了受国家政策、法规、资金等影响，全国性体育组织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国家政治责任和任务。强大的民族自豪感也促使社会、市场力量不断奋进，使其竞技体育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在国家和政府的诸多支持和引导中，社会和市场力量适度回应国家政治需求，保持良性互动的政社关系。美国政府以法律引导、政策支持、资金赞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和市场力量回应国家在政治竞争中的目标需求，社会和市场力量也需要政府提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来降低发展成本，政府和社会相互需要、相互回应，政社关系保持良性互动与发展稳定。
2.3.5.2 成长效果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
1）社会和市场力量获得了更多的成长与壮大，并由此形成了一条兜底式保障的政府帮扶成长通道。美国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契合了国家、社会、民众发展的不同需求与目标追求，这就让其能够从更多方面汲取发展资源，能够在不同的发展维度和向度上凝练发展优势和竞争力。事实上，社会主导型发展的美国竞技体育自参加现代奥运会以来，一直稳居奖牌榜前3名，冬季奥运金牌数也仅次于冬奥王国——挪威。2）回应国家政治竞争需求，稳固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地位。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决定了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利益格局和空间，只有不断保障美国的强国地位，巩固美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社会和市场力量才能更好地受到国家的特殊关照，才能更好地巩固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地位。前面提到的为奥运金牌贡献更多的高校、项目获得更多的支持就是证明。
3 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的启示
虽然我国政社关系的主基调不会变，但国家在尝试给社会、市场力量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裁量权，温州社会力量办体育即是政府改革尝试的试验田。近些年，国家放开某些管控和发展领域，提升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因此，结合美国发展经验及我国国情、国家改革导向、实践问题等，对优化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3.1 甄别基层需求结构做好精准服务，分层分类供给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
3.1.1 政府采取措施引导社会和市场力量提供价格相对亲民的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
从课题组温州调研的情况来看，其体育局将游泳、足球、羽毛球、体操等一些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与输送外包给了不同的社会体育俱乐部，根据俱乐部的办训规模、后备人才培养与输送情况、竞赛成绩等，给予不同的资助金额。这种方式用少量资金撬动了俱乐部的办训、办赛热情和投入，扩大了区域内项目发展的布局布点，其做法值得借鉴。政府可依据各个地域的实际发展条件、水平、特点等，更科学合理地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对社会、市场力量在优秀后备人才培养、竞技体育人口开发等方面提供扶持或激励资金。同时，政府可适时采用购买服务、代金券、税收优惠等方式实现公私合作，降低民众欣赏职业体育赛事、参与运动竞赛以及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等的消费成本，让社会、市场力量办训、办赛有更多的消费群体。
3.1.2 社会和市场力量生产与供给符合区域特色、契合当地需求的竞技体育产品或服务
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实践培养了不少区域性特色体育项目学校、基地，这实际上就为当地体育俱乐部、体育公司、体育企业提供了办训、办赛的项目选择，立足于区域已有的特色项目、优势项目办训、办赛也会拥有更大的消费群体和发展空间。同时，还可以开发与地方传统特色项目、优势项目相近或关联度高的体育项目，使之与地方传统特色和优势项目产生联动，如针对体操可以开发快乐体操、蹦床、健美操、啦啦操等众多关联性项目的办训、办赛产品与服务。此外，还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区位，学校、俱乐部所针对的目标群体条件等，提供差异化的办训、办赛产品。
3.1.3 支持社会和市场力量进校园，提升校园竞技体育活动开展的专业化水平“双减”
政策出台后，学生的三点半课堂有了更多选择，但学校体育场地和教师有限，难以满足学生们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参与需求，这就需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和资助办法以引导体育俱乐部进校园服务。从现实来看，仅有少数学校与社会性体育俱乐部有合作，如让俱乐部教练到学校上课，给予课时费的同时允许其动员学生自愿选择去俱乐部接受更专业的培训。所以，各地应尽快出台主管部门对课后体育服务的管理和资助办法，最理想的是有专项资金支持学校购买服务，若没有相应的专款资金拨付，那么可以考虑给学校实施课后体育服务以一定的收费权。同时，对体育俱乐部等进校园服务实施严格的资质审查、责任管理。另外，体育俱乐部可以主动与社区居委会沟通，争取其购买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训练、竞赛产品与服务。
3.2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推进竞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2.1 加强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协同治理机制的建设
中央政府需综合各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地区需求等情况，拨付相应比例的体育公共服务资金，并赋予地方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方面一定的资金调配权，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应用实效。同时，由于办训、办赛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主体，亟需建立常态化的区域性跨部门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上级部门在制定年度竞技体育服务工作计划时，应责成相关部门合作完成同一项工作，并将完成质量纳入各部门绩效评价。此外，可考虑对实际执行中推诿或不作为的部门给予扣分或低分，对做得好的给予加分或高分。
3.2.2 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的建设
美国竞技体育通过法规制度体系将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等多元主体纳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并以分权、制衡、合作与开发为原则，形成一种多元主体为共同发展目标而奋进治理的“善治”生态。由此，我国政府要对参与办训、办赛的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合法地位和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当然，除了保障其自由裁量权及提供相应发展资源，政府还需要把握其服务社会公益目标的基准线，规制社会和市场的“失灵”，通过强制性规范与选择性激励相结合，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服务体系内部和外部主体的协同合作。
3.2.3 发挥好信息技术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政府在赛事招募、购买服务招标等信息公开方面仍存在一定滞后性，社会组织、企业和大众往往很难及时了解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部分管理部门网上发布时间滞后、选择性发布信息、信息不完整等现象依然存在。为此，我国体育部门亟需加强网络信息内容更新的时效性，定期公开竞技体育相关工作安排，使公众、社会组织可以更便捷地了解相关信息，及时进行监督、建言、献策及发展参与，推进竞技体育协同治理。
3.3 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提升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的专业性
3.3.1 推进竞技体育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政府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官方管理机构，即使在特殊时段，政府也只是采用颁布法规政策、施加政治人物影响等间接方式进行引导。我国政府需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将政府宏观调控与社会、市场的微观运营相结合，通过参考浙江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最多跑一次”的经验，在竞技体育领域推进政府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将互联网技术、业务办理流程、数据信息共享进行多方融合，打破技术及组织管理壁垒，打造整体性政府治理理念，降低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3.2 推进竞技体育训练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数字化可以将运动训练、竞赛实践中复杂系统的超维度信息实时映射到数字世界，进而利用数据、算力、算法对复杂训练问题中的诸多要素和过程进行状态描述、原因分析、结果预测、科学决策，保证最小化运动损伤和最优化训练适应。由此，可借鉴“整合分期”训练模式，以生成集合的多维数据为支撑，指导运动训练过程和参赛工作。
3.3.3 推进竞技体育赛事保障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美国赛事安全风险防控治理中，主办方强制要求跑者佩戴电子跑步跟踪器，以提升比赛过程中安全风险防控的精准、精确和精细化水平。我国管理部门可借助科技手段和大数据，搭建跨部门、跨层级和跨领域治理主体的智慧监管、综合监管和动态监管平台，实现全程跟踪、实时对话，促使多元主体在赛事风险防控中相互配合、相互督促。
3.4 推动运动参与由外在驱动向内在需求转变，以生活体育引领大众的竞技参与
3.4.1 转变竞技体育是少数人的体育，是只培养有天赋运动员的观念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竞技体育等同为“争金夺银”的专有体育，这窄化了竞技体育的内涵，让竞技体育的多元作用、价值和功能发挥受限。而从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来看，“生活体育”的发展理念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竞技人口和人才。由此，我们需要充分借用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媒体及其他相关宣传工具，在社会中传播竞技运动知识、理念，开展专家讲座、体育明星健身指导、正能量网红直播等活动，来倡导“生活体育”理念及推进竞技参与在青少年成长、家庭教育、学校文化、社会氛围中的影响力，逐步将“生活体育”理念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3.4.2 重点培养学生群体的生活体育理念
一方面，要推进体育教学改革，让学生喜欢体育运动。聚焦教会、勤练、常赛的体育教学改革理念，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体育教学模式，推进一校一品、一校多品建设，让每位学生掌握1—2项终身受用的体育技能，打造多级体育赛事和运动代表队，为迈向更高水平的竞技运动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要配齐配强体育教师，不断提升基层运动训练的专业化水平。指导各地多措并举破解中小学体育教师紧缺问题，推动建立聘用优秀退役运动员为体育教师或教练员制度，加大对体育教师、教练员的再教育培训与考核力度。
3.4.3 调动政府、俱乐部、媒体等多方力量的积极性，为“生活体育”理念助力
上海通过市民运动会、青少年十项系列赛推动精英竞技与大众竞技有效衔接，让竞技体育成为广大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体育”的理念不仅让其竞技体育人口和人才有所发展，而且为促进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全运会项目设置的改革，也体现了“生活体育”的理念，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体育俱乐部在办训、办赛时也要注重对“生活体育”理念的宣传与培养，而不仅仅关注运动成绩。媒体方面，要充分利用锚定效应，向大众传达生活体育理念，以生活体育引领大众的竞技参与。
4 结束语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照搬。但其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路径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经验与启示。技术层面，美国社会和市场力量在成长过程中，注重对自身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国家也给予有效的政策激励，促进其技术革新。制度层面，美国依托管理分权、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以政策法规引导、规制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目标、内容、方式、方法。文化层面，美国的强势文化崇尚创新，其社会和市场力量依托这一文化特点，开拓创新、迅速成长。我国应甄别基层需求结构，服务于多元价值主体，分层分类供给多元化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加强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推进竞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竞技体育管理方式、竞技训练、竞赛保障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提升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的专业性；转变竞技体育是少数人的体育、是只培养天赋运动员的观念，重点培养学生群体的生活体育理念，动员政府、俱乐部、媒体等多方力量，以生活体育引领大众的竞技参与。
——摘自：辜德宏，田兵兵，美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路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09
新《安全生产法》对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风险的影响愈加普遍，现代社会特征的彻底化和普遍化也意味着风险化，各种变革迫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防控角度考虑问题。以风险防控为目标的安全发展理念对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安全生产法治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2002年通过的《安全生产法》进行了大修，新法已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对于体育行业特别是体育赛事的风险防控而言，新《安全生产法》会带来持久、深远的影响。
在《安全生产法》修订实施的背景下，重新反思白银景泰“5•22”事件及其带来的体育赛事风险防控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2021年5月22日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大景区举行的“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比赛期间，突发大风、降水、降温极端天气，造成21名参赛者死亡。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调查报告，这是一起“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2021年6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其他10个部委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体规字[2021]3号，以下简称《体育赛事监管意见》)，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监管举措，牢牢守住体育赛事活动安全风险的底线。因此，本研究以新《安全生产法》施行为契机，力求在梳理体育赛事安全生产保障、安全生产监管、应急救援机制3大问题脉络的基础上，结合体育行业的特殊性，提出完善体育赛事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议。
1 体育赛事的安全生产保障机制
1.1 赛事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之强化
赛事组织者是否属于《安全生产法》第2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这是研究展开的重要前提。根据立法机关对《安全生产法》的释义，“生产经营”是一个广义概念，既有产品的加工、制作活动，也有各类娱乐服务业活动；“生产经营单位”则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体育赛事是一种作为竞赛产品和竞赛服务的特殊生产经营产品，赛事组织者一般是办赛公司、政府部门或协会，属于《安全生产法》的适用主体。
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首要内容是建立安全生产保障机制，这也是本次《安全生产法》修订的重要内容。新《安全生产法》在安全生产保障机制上，要求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的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开展危险源辨识与评估，保护安全生产设施与数据，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健全责任保险制度，这对进一步强化赛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意义重大。
第一，在准确进行危险源辨识与评估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体育赛事特征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体育赛事的危险源可分为3个级别：运动固有风险、赛事固有风险和现实风险。运动固有风险是运动本身客观蕴含的风险，赛事固有风险是作为危险源的体育赛事本身客观存在的风险，对这两类固有风险的分析、评估与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危险源对参赛者人身安全与身体健康的危害。现实风险则是对固有风险采取控制措施后仍存在风险。风险分级管控的目的在于有效控制固有风险，转化为可控的现实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则是对风险控制措施的补充与修复，最大限度降低现实风险。
第二，运用大数据手段，建设体育赛事安全生产数据信息库。大数据优势体现在，通过将危险源辨识评估后的风险清单录入安全生产数据信息库，形成风险数据自动分析及数据库的动态更新，实现数据化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闭环体系。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体育行业的‘互联网+监管’系统”。新《安全生产法》第40、41条为各部门进行信息互通、完善安全生产数据信息库建设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提高我国赛事安全生产信息化水平，保障安全办赛，预防和减少赛事安全事故。
第三，建立体育赛事安全生产强制责任保险机制。责任保险功能体现于保障赛事组织方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因过错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体育领域，长期以来缺乏通过保险预防体育伤害风险的法律机制，导致纠纷频发。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新颁布《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15条已经规定“体育部门主办的体育赛事活动，应当主动购买公众责任方面的保险”，但该规定对非体育部门主办的体育赛事并不适用，新《安全生产法》第51条就此提供法律依据。
1.2 赛事参加者户外安全观之树立
赛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相较于一般生产经营单位具有显着特殊性，这是因为赛事的组织运行离不开赛事参加者的能动作用。赛事组织者安全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赛事参加者的配合。在马拉松、越野跑、山地赛等体育赛事中，客观存在可辨识的危险源，特别表现于参赛者自身身体素质、突发极端天气等不可预测因素。户外运动与固有风险总是如影随形，在体育赛事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让参加者树立正确的户外安全观至关重要。
从《民法典》的自甘风险规则看，如果赛事组织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参加者应自己承担参加体育比赛带来的风险。在风险社会背景和新《安全生产法》实施的当下，虽然包括赛事组织者在内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承担的安全保障职责日益增多，但仍然需要明确，如果赛事组织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即使出现参加者伤亡事件，组织者也不应承担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8)云2924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袁文杰因参加“天下大理•纯境宾川”山地马拉松赛受伤而将承办方宾川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告上法庭，法院认为被告实施设置临时急救站、沿途供水等安全措施，在参赛手册和竞赛规程中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做健康承诺与免责声明，故因尽到了合理的安全注意事项义务而不承担责任。在厦门马拉松蹭跑者猝死案中，虽然赛事组织者存在资格审查不严等组织瑕疵，但司法上并没有认定组织者存在违约或侵权责任。而且，根据《民法典》，即使赛事组织者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但如果参加者亦有过错，组织者还可被减轻责任，损失由双方共担。
从新《安全生产法》的角度，从业人员有知情权、培训权、拒绝权、撤退权和报告权，有增加安全知识与技能的义务，这也适用于赛事参加者。所以，强调参加者树立正确的户外安全观意味着，户外运动应是科学指导下的体育运动，而非无视安全的鲁莽冒险。参加者不应只是被动接受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也应主动采取措施，使自身与外在环境相容，及时根据突发情况撤离、躲避或调整自身状态。
2 体育赛事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
2.1 赛事安全监管主体之明确
新《安全生产法》规定，“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这对明确体育赛事安全生产监管主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安全生产委员会对体育赛事安全发挥协调监管职责。新《安全生产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实践中，各级政府通过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履行此项职责。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是协调机构，在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可以发挥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的监管职责。
第二，应急管理部门是体育赛事安全的综合监管主体。新《安全生产法》要求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一方面履行对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查考核职责，另一方面负责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的制定、执法监督、事故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宣传教育统计等综合性工作。这种综合监管是综合性、全局性、全面性的监管，不解决技术性、业务性的问题，后者有赖于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体育行政部门开展工作。
第三，体育行政部门是体育赛事安全的主要行政监管主体。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第10条第3款，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除应急管理部门，还有对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实施监管的部门。同条第2款则规定，政府各部门在自身职责内对相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实行监管。在体育领域，根据《体育法》和《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承担对体育赛事安全的主要行政监管职责，具体包括：一是审批职责。《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部分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二是执法职责。体育行政部门应进入赛事组织单位检查、调阅安全生产资料，当场纠正或要求限期改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立即排除事故隐患，查封、扣押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物品。三是宣传职责。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马拉松赛事监督管理的意见》(体政字[2017]125号)即规定体育行政部门充分利用多元传媒手段，加大对马拉松的科学宣传和正面引导，引导参赛者理性参赛。
第四，其他行政部门对体育赛事安全承担相应行政监管职责。体育赛事的顺利举行，也需要除体育行政部门之外其他行政部门的配合。《体育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其他各相关部门依各自职权管理体育工作。就许可而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1000人以上群众性体育赛事实行安全许可制度；《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部分国际体育赛事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部分国际体育赛事的审批机关是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就执法监督检查而言，上述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亦需履行职责。比如，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9条，在水上水下开展的体育赛事，应当遵守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监管机构为海事管理机构。《体育赛事监管意见》明确要求公安、卫健、应急、交通、市场监管、气象、文旅、通信、自然资源、银保监等部门依照职责做好体育赛事的安全监管工作。
第五，体育协会发挥安全监管补充作用。新《安全生产法》第14条要求发挥协会组织的自律作用，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在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脱钩的背景下，体育协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需通过行业自律发挥监管的补充功能。行业自律能有效填补行政监管的漏洞，这是因为，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和行政制度的稳定性并不能对体育赛事安全做到无缝监管。一方面，行政机制具有滞后性，监管并不总能回应赛事风险防控中出现的新问题；另一方面，行政监管的资源有限，而体育赛事种类繁多，呈现较强技术性和专业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包括安全风险风控在内的本项目赛事管理办法。体育协会的行业自律可以与行政监管形成有效互补。
2.2 风险防控中的阶段性监管
危机从被动风险管理转向主动风险管理的过程呈现出动态性、常态性和阶段性特点，导致体育赛事的阶段性监管应在事前、事中、事后有不同侧重。
第一，事前监管的重心向预警监测转移。从安全生产基本原理看，预警监测机制失灵是赛事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早期预警系统被广泛认为是预防全球灾害的最重要机制之一，预警监测是风险防范的第一步，“通过监测获取的信息越可靠、越及时，对重大事件的预警就越能起到期望的效果”。《体育赛事监管意见》提出，各类体育赛事均要制定应对灾害性天气等突发事件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预案，包括风险预警、实时风险评估、风险防范、比赛中止或延期、及时救援等，这是对预警监测机制明确回应。体育赛事的预警监测，首先就是对赛事举办信息的监测，既包括需要审批登记的信息，也包括其他无须审批的赛事信息。其次，确定专职信息员，分别负责治安、保卫、消防、交通、气象、公共卫生、场地设施等领域内安全预警信息的监测采集和汇报。再次，赛事组织方应当具备信息采集的能力和条件，建立完善预警信息工作网络和信息采集工作制度，并有条件地利用科技手段对体育赛事进行安全监测。然后，建立预警信息审查、发布、调整和解除机制。最后，重视突发事件预警支持系统建设，运用先进技术，建立快捷畅通的通讯网络，使信息的采集、传送、反馈和确认等程序简捷迅速。预警支持系统侧重于监测采集影响赛事举办的自然灾害信息、事故灾害信息、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以及观众骚乱、球迷暴力等群体性事件信息和网络信息安全事件信息，并做好及时分析和实时监控工作。
第二，在过程督导中实现事中监管。体育赛事的危险源众多，如何做到监管全覆盖，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成为安全生产事中监管如何有效开展的重要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在回应白银景泰“5•22”事件时专门指出，目前“放管服”工作应当在做好“放”的同时，做好“管”和“服”的工作，“管”的力度强度应跟上“放”的节奏。事中监管的重心是做好过程督导。一方面，要督导办赛主体是否已经严格依照监管要求，落实安全措施。比如，中国田径协会《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田径字[2016]315号)提出，“要加强赛中医疗救治部署，严格按照中国田径协会相关文件设立固定医疗点和救护站，加强移动救护力量，并保证比赛全程AED覆盖”；中国田径协会《关于加强2019年全国马拉松赛事组织工作的通知》(田径字[2019]164号)要求，“全国各类马拉松赛事及相关活动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要对所承接的赛事活动、仪式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做好应急预案，确保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各类事件”。但是，白银景泰“5•22”事件反映出上述监管要求并未得到落实。另一方面，要督导突发事件发生时，相关主体是否按照监管要求，开展应急响应工作。《体育赛事监管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熔断机制”，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果断采取措施。这意味着，监管主体应当向赛事组织者明确出现紧急情况时暂停或中止比赛的条件，并严格督导执行。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根据事前的应急处置预案，督导开展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分级响应、现场处置、信息发布等工作，注重监管主体的协同联动，及时控制危险源，将突发事件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第三，将赛后评估和信用监管作为事后监管的重要内容和方式。通过赛后评估，体育行政部门可提升安全监管能力，体育协会则可对体育赛事实施等级评定。事后监管应当通过信用监管创新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体育领域事中事后监管的若干意见》(体规字[2019]8号)提出，既要依托“互联网+监管”系统，将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信息以及违法失信、抽查抽检等数据信息进行关联整合，又要根据体育市场主体信用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区分抽查比例和频次，实现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可见，事后监管是安全生产体系形成闭环的关键，是从“重赔偿轻反思”向“预防总结并重”监管思路转变的重要环节。
3 体育赛事的应急救援机制
3.1 安全发展理念对应急救援之新要求
体育赛事应急救援机制应回应新时代安全发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第一，增强体育赛事应急救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内部体系视角下，应急救援机制需要厘清府际关系。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制定的体育赛事应急预案，既需统筹体育赛事安全工作，明确安全发展大方向，为县级政府部门以及风景区等主体确定应急体系框架，又需具备可操作性，以便于市本级举办和管理体育赛事，且给予下级应急救援义务主体可参照的范本，保持体育赛事应急救援体系自上而下的融贯性。县级政府部门与风景区等其他基层主体在市级政府部门确定的体育赛事应急预案框架下，应构建符合地方特点、因地制宜的体育赛事应急救援体系。外部体系视角下，应急救援机制需要各政府部门间的配合。新《安全生产法》第84条规定，所有单位与个人都应当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支持、配合事故抢救。体育赛事应急救援体系的构建与应急措施的执行依赖于体育、公安、气象、交通、卫健等多部门的有效协作。通过确保协调机构权威、部门信息共享、构建激励机制等方式，可以克服协作意愿不足、协作方式无序等固有缺陷，使体育赛事应急救援协作制度化、科学化。
第二，提升体育赛事应急救援的响应速度。救援速度是应急救援的根本要求，应谋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危害扩大。提升应急救援响应速度有赖于提升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和熟练程度。《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和公共体育场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应对是，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前，应当至少举行1次应急演练。当然，实战演练有成本支出。还可利用大数据优势，结合事故机理模型与三维动态展示的科学算法，通过模拟体育赛事举办，有效促成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的数字化演练。
第三，完善体育赛事应急救援的动态体系。风险分级、事前监管等方式固然可使安全关口前移，现实风险并不可能完全被规避，事故的发生也不可能绝对被阻断。风险所固有的内生性与延展性决定了风险不可能被消灭，且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增强。因此，需要持续保持体育赛事应急救援体系的动态更新与完善。首先是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控。通过对体育赛事各类重大危险源及典型事故应急救援经验的智能处理，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其次是保持应急救援体系的动态运作。数字化虚拟演练和实战演练有助于清扫应急预案和风险防控的死角，使新增现实风险充分暴露，再及时填补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漏洞。还需注意事后评价体系的动态更新。新《安全生产法》对应急处置工作评估和事故总结整改提出明确要求，这也包括评估体育赛事演练暴露的问题，可将之输入风险动态防控系统，形成“防控-演练(事故)-评估-再防控”的完善动态闭环体系。
3.2 赛事应急救援预案编制之再优化
应急救援预案是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基础。相关实证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在有意识开展不同级别应急预案的编制分工。但在新《安全生产法》出台的背景下，还可结合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从主体、结构、内容3个方面，再行优化体育赛事应急救援预案之编制。
第一，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编制主体的再优化。润滑政府部门与赛事组织者在应急预案编制中的衔接，是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编制主体再优化的关键。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第81条，生产单位应当编制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政府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且风景区等基层主体亦有制定应急预案的义务。承办越野赛、山地赛的风景区编制的应急预案会侧重于景区内可能产生的风险，赛事组织方的应急预案更多偏向体育赛事自身风险，两者编制的应急预案各有所长，各有优势。体育赛事组织者在赛前应将景区等场地提供单位的应急预案纳入本场体育赛事应急预案，并主动与政府部门衔接，接受监管与审查。在赛事应急预案编制中，还应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与体育领域专家的作用。
第二，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编制结构的再优化。早期的应急预案重视救援，应急响应的内容多；现在要求安全关口前移，重视风险预警，监测预警部分的体量逐渐充实。然而，事后的调查、评估、总结一直被轻视。后者是体育赛事应急救援管理形成闭环的关键，有利于责任承担的落实，增强风险防控的针对性。而且，现行的应急预案大都缺乏修订条件与程序。《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和公共体育场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就此进行的探索是，体育赛事举办方要注意了解突发事件的新种类、新变化、新特点以及应急措施的新技术、新方法等，并结合自身活动规律，及时完善预案。所以，动态导向的应急预案编制，还需增强应急预案修订部分的可操作性。
第三，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编制内容的再优化。实证研究发现，市区两级出台的应急预案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由于体育赛事的专业性，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编制重点在于强化应急预案的专业性、专属性和精细性，改变过去相当多应急预案模糊化、象征化、空心化的弊病。2021年12月15日中国田径协会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联合发布《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配置要求》《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设施设备配置要求》两项标准，为各类体育赛事应急预案提供可供参照的量化标准。此外，体育赛事应急预案不能忽略事故发生初期“权利真空”的问题。“权利真空”是事故发生初期政府部门尚未介入或正在调动的时间段出现的管理缺失，而该时间段的救援往往最为有效，应急预案就此应当明确此时的紧急指挥权行使主体。
4 完善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建议
4.1 制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目录
体育赛事的安全风险多发于高危险性赛事领域。但是，我国目前仅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缺乏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目录。根据《全民健身条例》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监管侧重的是经营活动的监管，而非赛事安全监管。2021年5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暂停相关体育活动的通知》(体发电[2021]53号)，暂停山地越野、超长距离跑、戈壁穿越、翼装飞行等新兴高危体育赛事活动。这显示，体育行政部门已经意识到体育赛事安全监管的重点应在于识别高危体育赛事而非高危体育项目。所以，在现行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制度之外，还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许可制度，制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目录，通过强化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监管，实现各类体育赛事的安全风险分级防控。2021年10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体育法》(修订草案)采纳此项思路，除规定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应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外，还规定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调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管理办法》的起草亦被列入国家体育总局《2022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规划工作要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选择应在综合考虑赛事举办的时间、场所和气象影响、应急救援难度、项目自身固有风险、受众、历史事故数据、协会评估与专家论证等指标的基础上确定。此外，还需明确高危赛事目录调整机制，依固定周期修订目录，以保持目录实时更新。
4.2 编制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清单
体育赛事的安全监管主体多，涉及应急管理、体育、公安、交通、卫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安全监管职权分散的情况下，多部门监管可能导致监管交叉、监管空白、资源浪费、责任推诿等问题。新《安全生产法》第1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监督。体育赛事的安全监管应落实该条要求，通过多部委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各部门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和责任清单。当然，由于体育行政部门是体育赛事的主要行政监管主体，体育行政部门在该项清单中应当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安全生产执法权力。比如，前文已经述及的《体育赛事监管意见》规定“熔断机制”，目的在于确保体育赛事出现突发、紧急情况时能够暂停或中止比赛。那么，该“熔断”决定由哪个主体作出呢？《体育法》(修订草案)第90条第3款的建议是：体育赛事活动因极端天气、疫情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予以终止。这意味着，“熔断机制”决定权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但是，如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执行此项权力，可能无法排除政府内部科层等级众多贻误决定的可能性。从安全事故发生的瞬时性、紧迫性特点考量，“熔断机制”列入体育行政部门而非本级政府责任清单更有效率。从《安全生产法》对监管主体的职责分配看，政府本级作为监管主体，主要通过其设置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发挥协调职责，而不宜被分配具体的监管责任。故而，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清单的编制重点是做好同级政府不同部门间的责任分配。
4.3 建设体育赛事安全监管信用机制
在数据信息时代，体育赛事的安全监管应充分发挥信用机制的作用。新《安全生产法》第78条规定，有关部门应对存在失信的生产经营部门采取加大执法频次、暂停项目审批、行业或者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信息的归集、共享、应用和公开。这意味着，信用机制应纳入体育赛事安全监管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就事前审批而言，如果未来实行高危体育赛事审批制度，作为“软件”的信用审查机制与其他“硬件”条件同样重要。在《体育法》(修订草案)中，高危体育赛事的审批条件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配置标准的场地、设施、器材”“制定应急救援保障措施”3项，皆是办赛“硬件”内容，还应增加作为“软件”的办赛主体信用审查条件。就各类体育赛事的事中事后监管而言，建设体育赛事安全生产数据信息库可以作为构建体育赛事安全监管信用机制的重要抓手。体育赛事安全生产数据信息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危险源的识别、登记，事故经验的评估、总结，各地体育赛事的数据信息联动。各类数据信息的分析、汇总能够有效降低体育赛事风险防控成本，提高赛事安全保障、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的效率。一些体育协会已经先行开展探索，如《中国篮球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篮球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函》(篮协字[2018]404号)规定建立数据库，对办赛主体进行信用监管，建立信用管理制度。中国登山协会亦已建成登山户外运动事故信息平台。整体而言，通过信用机制建设，可有效发挥数据信息在体育赛事安全监管上的优势，通过增加违法成本促使办赛主体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并主动增加风险防控投入，安全监管成本和事故后果则可显着降低。
4.4 发挥体育赛事责任保险作用
在风险社会，保险是风险转移的重要机制。新《安全生产法》的一大亮点是将高危行业经营单位投保责任保险的“鼓励”规定改为“应当”机制，目的在于以强制性责任保险的方式移转事故风险。就体育赛事而言，同样应当在高危赛事和非高危赛事二分的情况下，建立高危赛事强制组织者投保责任保险、非高危赛事鼓励组织者投保责任保险的机制。一些体育协会已经在探索开展赛事强制责任保险。比如，《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确保组委会有公众责任险”。公众责任险是责任保险中独立、适用范围特别广泛的险种，可以承保体育赛事组织者在发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后应由其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责任保险除可以事后赔偿方式转移体育赛事中的事故损失，对于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作用还特别表现在，一旦赛事组织者投保责任保险，就可促使保险公司在赛前加强对赛事安全的评估，积极协助投保单位提出有效防灾减损方案，以消除事故隐患，将风险控制在可保的范围内。而且，若保险公司认为体育赛事安全情况不容乐观且难以改善，就可通过提高保费甚至拒绝承保的方式增加赛事组织者的保险成本，反向迫使赛事组织者主动改善安全生产环境，降低体育赛事安全风险。
就体育赛事的风险防控而言，风险的识别、监测、评估、模拟、预警等，都是提高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新《安全生产法》实施的背景下，倡导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方将导致危机被动的风险管理过程替换为主动的风险管理过程，明晰赛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引导赛事参加者树立户外安全观，确立监管者的阶段性监管和应急救援机制，最终实现体育赛事风险防控从粗放型治理转向精细化治理。
——摘自：赵毅，曹田夫，徐坚，新《安全生产法》对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影响——《体育学刊》，2022.05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分析其当前的基本特征可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依据与目标指向。系统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况发现，虽然随着市场机制的渗透，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体已由单轨向多轨转变、运动员出口的选择日益多元化，但是对传统模式路径依赖导致的政府和“体制内”第三部门供给依旧占据主导，由此制约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活力与可持续发展。2020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教育部门在不同阶段参与运动员培养的形式与要求，明确了在政府层面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途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破解当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瓶颈，提升培养效益亟待解决。鉴于此，本文归纳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出现的难点与困境，并提出未来发展路径，希冀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优化提供镜鉴意义。
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难点与困境
1.1 人才贮备不足，培养数量有限
后备人才贮备的优劣成为竞技体育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存在贮备不足、培养有限等问题。
1.1.1 基础大项人才不足
换代衔接不畅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贮备不足的典型表现。导致我国后备人才衔接不畅的原因众多，但从培养体制、模式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仍以政府为培养主体。2017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各级各类体校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体。较之国外多元化的后备人才培养而言，我国社会、市场等力量的参与力度显得尤为不足。如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足球运动，与发达国家相比，2000年我国各地参与青少年足球比赛的俱乐部及相关代表队不足200支；2010年参加全国比赛的青少年队伍167支；2019年参加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的球队259支。即便在新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下，整合入2019年大学联赛参赛球队1294支，以及2020年全国足球夏令营的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分营最佳阵容选拔阶段共计5570人，与世界足球高水平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与市场尚难以完全承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任，都使校园培养与职业青训、专业梯队处于分离状态，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衔接不畅。
1.1.2 新兴项目人才短缺
2020东京奥运会新增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以及空手道等5个大项，然而，由于我国在早期开展和奥运设项预测的投入有限，呈现出人才短缺的状态，以致运动员甚至教练员的“跨项”选拔难以形成优势，延长了竞技特征和制胜规律的把握，错失了利用相对“空档期”使之快速成为优势或潜优势项目的机会。
当然，新兴竞技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的相对滞后具有国际普遍性。就我国而言，运动员培养以赛事开设为依据，而不同年龄和地域赛事又与奥运设项保持紧密递进衔接，注重存量的做法忽略了增量可能带来的更大效益。除优势项目设置新的单项，优势项群设置新的项目外，现存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人才储备，训练和参赛的知识与经验储备，训练基地数量和质量的硬件储备均相对缺乏，甚至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未能更好地开展奥运新增项目预测，及早借鉴同群优势项目的系统训练经验，或许是限制我国新兴竞技项目后备人才短缺的原因之一。
1.2 成才率较低，培养效益有待提高
成才率是下级培养单位向上级单位输送运动员的比率，它与成绩指标一起构成了现代运动训练管理绩效评价的基础性指标。
1.2.1 人才晋升率较低
二三线运动员与一线运动员的比例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后备人才培养的协调性问题。精英级运动员相对稀缺，且随着运动等级的提高人数逐步减少，然而，当成材率数值过小时则侧面印证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的不足。2010至2020年间，我国授予二级以上等级的运动员总计464431人，二级、一级、国家级健将、国际级健将的年均授予人数分别为30731、9646、1673、171人，二级运动员具有较大体量的同时，达到国家级和国际级运动健将的人数却相对较低，且晋升比随着运动等级的提高不断降低。
从不同年份晋升比的变化趋势来看，若除去因新冠疫情影响赛事减少，运动员授予人数降低的2020年数据，一级/二级、国家健将/一级、国际健将/国家健将的灰色发展系数a分别为-0.2147、0.0032、0.1956，以[-0.1，0.1]作为评价标准，2010至2019年间3类晋升比分别呈上升、持平、下降态势，由此认为我国运动员培养具有典型的中低水平成才率逐步提高，高水平成才率逐步降低的特征，表明我国在具备一定体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同时，实际培养出精英级运动员的效益不尽人意。
1.2.2 获得世界冠军效益较低
2010年至2020年我国获得二级运动员等级的人数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每年所获世界冠军的人数不及获得二级运动等级人数的1％。而人力资源投资在10％左右时，其才能实现较好的受益率。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效率问题，亟待通过多方举措来改善。尽管所获世界冠军人数与二级运动员人数之间的比重不能对这一问题予以权威释说，但也能反映出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现况。
1.3 投入产出比低，培养模式“粗放”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的表现途径多样。但对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评价，更多体现于与竞技体育直接关联的人才发展以及奖牌获取等方面。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现况，高投入、低产出成为其培养的主要特征之一。
1.3.1 高投入低产出未能扭转
我国在后备人才培养的效益评估方面，更多倾向于人才及奖牌这类与竞技体育直接相关的向度，而由此构成的综合效益水平偏低是当前的突出特征之一。数据包络分析（DEA）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仅有天津、上海、浙江、西藏4个省级培养单位的后备人才培养效益为有效。对近3届全运会参赛单位的参赛成绩与人才培养效益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金牌数和奖牌数分别为0.289和0.352，均不呈正相关关系（P＜0.05）。尤其是广东、辽宁等竞技体育优势省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仅约为甚至低于全国各省（市）的均值（0.534）。
事实上，单从人才培养以及奖牌获取方面来分析我国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效益，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已显现。例如，政府对第28届奥运会的人才投入人均值为3944.1万元，是第27届的两倍之多，但从产出率看，第28届奥运会却低于第27届；从奖牌效益分析，第27届奥运会中每块奖牌投入与产出率分别为5248.85和4.84万元，而第28届奥运会中则为13773.20和4.60万元。由此可见，以奖牌和人才为核心的后备人才培养效益不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程中的难题之一。
1.3.2 培养模式“粗放”低效
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才输送、资金投入、训练效益、竞技比赛以及综合管理等方面。首先，人才输送率低是当前的显着特征之一。多年来，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在输送方式上主要以三级训练网为模式，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运动员等级结构不均衡，表现为二线人数偏多，一线和三线人数偏少的橄榄球式人才结构；另一方面，运动项目结构失衡，没有实现对所有项目的全覆盖，梯队区域的发展呈现出以田径和三大球为主趋势，低梯度区域更呈现出只有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校，没有地市级传统校的区域发展特点。
其次，资金投入管理低效、资源配比失衡是我国竞技后备人才高投入、低产出的突出表现。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高关联。单一性、无偿性是财政投入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支出方式如果监管不到位，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此外，从资金投入配比来看，财政投入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一线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二线、三线运动员所享有的资源相对稀少。
再次，从培养过程看，尤其对于三线运动员而言，教练专业水平有限、培养“功利化”凸显等问题，也会导致后备人才培养粗放低效。三线运动员及运动队伍的培养是我国竞技后备人才的基础，但三线教练员，无论执教能力还是专业技能，都处于劣势。即便是教练员等级体系较为系统，全国教练员培训开展相对较好的足球领域，2019年全国校园足球高中联赛24强球队，获得亚足联C级教练员的比例仅占52.27％，而外聘教练员则高达42.5％。此外，一些教练员“揠苗助长”式的培养方式，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1.4 学训矛盾突出，培养质量单维
学训矛盾是指运动员培养过程中文化学习与竞技训练因时间、精力、资源等的有限性而引起的二者在运动员发展上的冲突现象，早期的“体教结合”始终未能充分解决，迄今仍是摆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程中的突出问题。
1.4.1 学训矛盾难以破解
运动训练是运动员提高竞技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学训矛盾的核心因素之一。其根源在于运动员的教育与训练于同一个时间维度进行，两者是一种动态过程，且互为冲突。国际范围内，竞技的“卓越”和发展的“全面”难以调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招生优待导致的学业准备不足；另一方面，精英体育对训练时长的要求使得学校教育和竞技参与难以平衡。就我国竞技后备人才的参训境况来看，其一，长时间、高频率的训练安排，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精力造成较大消耗，分散了其对于文化课相关知识的学习，从而导致竞技后备人才在文化课学习的时间上远远不足；其二，“重竞技、轻文化”的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剧了竞技后备人才的学训矛盾。例如，运动员文化课成绩相对较低，无论从学习时长还是文化课考试成绩来看，以体校为主的竞技后备人才都表现出了劣势和不足。
1.4.2 体教结合实施不畅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与教育两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体教配合、体教结合、体教融合3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体教结合是针对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学习与训练之间的冲突所提出的解决理念及策略，体教结合实施不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体育与教育没有实现“共生共存”。体教结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各自行动，目标诉求不统一，即很大程度上将运动员视为实现相关目标的“工具”，教育系统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身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体育系统则更倾向于竞技人才、奖牌、政绩等利益的获取。此目标冲突下，体教结合的理念流于“表面”，无法真正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
（2）资源配置不协调，供给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体育和教育系统的资源未能得以良好整合。就教育系统而言，国家赋予普通院校培养运动员的权利，一方面以期能够缓解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压力，另则基于人的全面发展予以考虑，彰显价值理性。然而，与体育系统的相关院校相比，其在与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所需的教练员、体育器械、基本场地等方面相比，呈现出了一定的劣势。而作为以竞技成绩为办校理念的体校，在促进体教结合实现的教育师资、教学氛围等均相对较弱，在两个系统相割裂的前提下，未能将资源得以有效整合。
（3）传统培养理念根深蒂固，路径依赖使体教结合停留于“表层”。目前，相关群体对体教结合已具有一定的认知，但竞技体育追求成绩和奖牌的趋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进而，在后备人才培养进程中，其根本诉求也更多指向于同一内容，传统培养理念和方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模式的变革。
1.5 人才结构失衡，培养向度不均
早期实施的奥运选项策略虽助力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但在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却显现出了结构失衡的现象，主要包括项目失衡、性别失衡以及区域失衡。
1.5.1 项目结构失衡
运动项目的竞技对抗强度决定了人才贮备对区域竞技水平的作用程度，直接竞技类较之间接竞技类项目需要更多的竞技后备人才贮备。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竞技后备人才在项目结构上失衡。当前，我国二级运动员在专项分布上存在较大的不均衡。作为基础大项的田径项目，二级运动员人数最多，且与同属于“119工程”的水上项目相比，后备人才基数占据明显优势；虽然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中的二级运动员人数也较多，但依然难以满足梯队建设的需要；现代五项、帆船等个人项目，水球、曲棍球等集体球类项目后备人才长期匮乏，省级甚至国家队运动员多为转项成才；冬季项目中的冰球、速度滑冰等项目的后备人才数量相对较为充足，而冬季两项以及单板滑雪等项目的后备人才数量则较少。
导致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不均的因素众多，既有体制性因素，也包括社会影响性等因素。以足球和水球为例，虽都隶属于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带有一定的趣味性，但二者在后备人才基数方面却大相径庭；再如，举重等较为枯燥、社会关注度较低的项目，在我国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好的态势，这源于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举国体制优势。
1.5.2 性别结构失衡
从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来看，男女不均、性别结构失衡是当前较为凸显的问题之一。我国男女二级运动员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此外，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的男运动员数量在整体上均高于女运动员，差距基本保持在10000人次左右，且已呈常态。这表明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在男女性别培养上存在不均。
此外，从单个项目后备人才不同性别的培养与构成来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均衡。如小学组男子参赛人数将近女子参赛人数的两倍；初中组男子运动员在参赛人数上为女子参赛人数的两倍之多。再如，跆拳道项目在不同等级的数量上也表现出男子多于女子，性别比例具有一定的非均衡性等。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男女失衡的表征，导致这一现状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例如，来自家庭的影响，即相较男子而言，对女子参加竞技体育持一定的保守态度等。
1.5.3 区域培养不均
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结构失衡还表现为区域性不均，可大致体现于以下两个维度。其一，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不均衡。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总体上表现出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态势；其二，受地域性特征影响而引起竞技后备人才培养失衡。一些对客观条件依赖性较高的项目，某一地区所具备的先天训练环境越好，越有利于这一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例如，以冰雪项目为例，东北三省在该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无疑具有显着的地域优势。总体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尽管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会造成对竞技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等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制约特定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1.6 退役安置困难，培养出口单调
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是影响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但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依然是一大难点。
1.6.1 转型与安置困境并存
从现状来看，我国确实有一些运动员在退役后成功转型，成为运动员安置问题的成功典范。但转型成功者仅为少数，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依旧无法获得良好的就业保障，在省市队等从事运动训练的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研究显示，近30％的运动员在退役后5年内依旧缺乏合适工作，超过10％的运动员退役后的月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当前国家已出台了若干举措，用以解决退役运动员入学、再就业等问题，但退役运动员择业面窄，非专项职业技能水平较低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运动员多年训练积累的专项技能未能实现最大效益。
1.6.2 精英运动员再就业参差不齐
精英运动员是我国退役就业安置的主要受益群体，但就业状况也参差不齐，有些运动员也存在退役就业无法保障的问题。从性别看，男子精英运动员的整体退役就业状况略优于女子。如女子精英运动员的失业率约为8％，男子精英运动员的失业率约为3.3％。这既源于运动员本身，也受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通常看，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运动员，大部分都能就职于体育行业的相关领域；另外，学历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安置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新时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路径
2.1 强化体系结构，架构顶层设计
新常态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应加强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和规划，通过强化体系，构建顶层设计来改善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1）应强化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紧迫性的科学认知，确立未来发展的新路径，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新动力；（2）逐步优化后备人才的管理理念、落实管理举措，破除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各种壁垒，理顺政府、学校、社会各级各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明确各体育组织的职权，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层次清晰的上下衔接的管理体制；通过狠抓青少年体育训练多元化发展机遇，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转更加和谐、高效；（3）深化体教融合，优化青少年运动项目布局，加强各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逐步做好、做强青训梯队建设；诸多国外体育强国在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多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实施。譬如，欧盟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除通过政策推动实施之外，还通过“伊拉斯谟+”计划来资助各成员国在青少年体育、教育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和研究；（4）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式上要采取集约化形式，通过强化与落实后备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培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能力的绩效评价与反馈机制，逐步建立起人才来源基础广泛、科技支撑较强、制度和资源保障有力、培养效益高的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总之，只有科学谋划、系统协调，才能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再上新台阶。
2.2 整合多方资源，充分挖掘社会力量
竞技体育的开展不能仅由体育部门进行，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的各级体育俱乐部也是发现青少年运动员、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进入新时代，要加快推进青少年体育战线主动融入到学校体育，鼓励更多的市场组织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打造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势，从而提高青少年训练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在政策、资源以及业务方面给予社会机构的充分支持，力争社会力量成为我国未来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阵地。建立体育、教育、社会力量多元投入的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围绕其所在全国各省、市、县建立上下相互衔接青少年竞赛体系，逐渐将其打造为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社会民间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地。如推动青少年体育赛事由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强化赛事体系统筹设计，实施好“校内竞赛—校级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竞赛体系，构建县（区）、地（市）、省、国家四级学校体育竞赛制度。明确社会体育俱乐部服务学校、健康发展的路径，联合制定社会体育俱乐部进入校园的准入标准，推动更多社会体育组织成为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新阵地。此外，与之配套的是在人才选拔机制上，要“搞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输送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俱乐部等各主体培育运动员进入上层体育部门的机制。将有能力的社会机构纳入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也是新一轮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的革新。
2.3 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学校体育基础
推动体教融合，厚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基础，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一是完善支撑后备人才培养的制度指引，如当前《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政策基础，它将实现和推动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及社会组织在思想、目标、资源、措施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将对健全后备人才培养、输送、交流发挥重要作用，继而扩宽运动员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分层分级，构建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充分发挥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引领作用，将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作为重要任务抓好抓实。通过构建分级分层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使其回归“参与是目的、竞技是平台、教育是手段”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本质，实现其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和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服务的多元化目标。三是打造特色，既要推进与深化“清华模式”（普通高校自主培养学生运动员）“南体模式”（体育院校办优秀运动队）“北体模式”（体育院校办“冠军班”）“上交模式”（普通高校招收运动员学生）“南工模式”（普通高校与省队共建）等成功案例，也要积极梳理和研究体教融合失败的相关案例。通过改革、完善普通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办学模式，建立起小学、中学、体校、高校“一条龙”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挖掘学校教育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进而形成以学校为主体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四是努力做好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的各项工作，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与体育教育。各级体校仍旧是当前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中坚，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国外竞技体育开展如火如荼的国家，都是在本国现有条件下，遵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规律，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首要考虑“全人”培养，体育被作为育人的有效手段，而不是片面追求竞技成绩的短期“超群”。深化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坚持以人为本，将训练、竞赛成绩以及学生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叠加，作为评价学校教学和办学效度的多维评价标准，促进体校学生文化教育、运动训练、人文素养的全面协调发展。通过精准施策与改革，丰富体校多元化功能，夯实体校精英化人才培养阵地。总之，未来要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将培养运动员的任务逐渐向学校过渡，逐步形成在教育系统内办竞技体育的体制，形成自下而上、由宽渠道到专业化的培养路径。
2.4 优化选材机制，提高人才选拔科学性
“选材”关乎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成功，应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材”，在借鉴、摸索和创新过程中逐步优化运动员选材机制。（1）借鉴世界体育强国在选材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运动员长期发展理论（Long Term Athlete Development，LTAD）、项群训练理论、社会学、系统科学相关理论等方面透视并深挖科学选材的支撑基础，突破项目、地域间的限制，加大对运动员进行二次选材、跨界跨项选材，即晚选材、晚定项、动态选材和跨界、跨项、跨地选材。为实现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竞技水平明显提高，全面参赛、冰雪项目有突破的目标，我国启动了北京冬奥会备战的跨项选材工作。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冬季项目备战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工作总体方案》，分别从跨项、跨界两种模式，开展冬季项目选材实践工作，期望短期内提高我国冰雪项目的竞技水平。据统计，截至2018年，冰雪项目各国家集训队共选拔3257人，比平昌冬奥会同期增幅达844％；截至2020年8月，我国29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共有316名运动员来自跨项，100％由跨项运动员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有11支。北京冬奥会我国运动员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取得了我国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并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得益于跨项跨界选材等方式广纳人才结出的硕果，丰富了科学选材模式；同时也对我国选材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一贯以专项选材为任务导向的理论和方法可能不再完全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并且也亟需对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展开多维成效评价，建立优化机制，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助力实现体育强国战略。（2）将教育政策和体育政策相结合，通过充分挖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空间，激活优秀人才多元选拔方式，建立后备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3）根据项目特征创新青少年运动员选材标准，积极探索、推行“青春期后选材”和“晚定项的动态选材”模式，推进不同项目联动递进的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此外，还可针对性的面向全球选材和重点地区选材。与此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后备人才科学选材、训练监控、竞技参赛、科学管理以及文化学习等方面的信息管理系统，逐渐对青少年运动员实行动态追踪，开展测试评估和科学追踪，通过进一步加强选材、选拔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研究，为竞技体育提供广泛选材空间和科学训练提供依据。
3 结语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辉煌成就的背后，则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研究提供了素材，同时也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协同治理的系统工程，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以青少年运动员全面发展为宗旨，统筹安排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积极构建以学校为主，社会为辅，国家引导和资助“三位一体”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需求监测，动态调整和联动机制，建立全面规划和系统培养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多元协同治理，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摘自：谢云，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天津体育完美体育365wm_bt365网上娱乐_bt365体育在线备用学报》，2022.05
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元分析
0 前言
团队凝聚力作为群体的一个特性，代表着群体的团结、一致、和谐，是反映体育团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本原因在于运动团队环境对其成员的心理影响非常特殊。研究运动团队凝聚力比研究其他一般的社会群体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因为运动团队是由多个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者组成的特殊群体，并且具有高度明确的任务目标。高度的团体凝聚力能够激发运动员为集体和团队荣誉感而战的强烈动机，能增进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信赖与相互支持的情感，加深运动员之间的理解和深化技战术的磨合，能使整个团队的斗志得到鼓舞，达到整体水平发挥出最理想的效果。Carron等在1982年提出的团队凝聚力的定义及概念体系，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认可并被广泛引用，研究认为团队凝聚力是“在追求群体目标的过程中，反映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保持整体倾向的动态过程”。我国台湾学者陈其昌认为“群体的凝聚力是群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以及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吸引，凝聚力高的团体成员，能彼此接纳并且同心协力完成共同的目标”。团队凝聚力理论模型指出，领导因素是影响团队凝聚力的重要变量，以往研究也表明，领导行为会影响团队凝聚力。教练员领导行为是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心理关系，是人与人、人与训练和竞赛、人与目标实现关系中的表现形式。因此，可以把教练员通过自己的活动对运动员施加影响，实现某种目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称为教练员领导行为。它是教练员指导和影响运动员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其目标的行动过程。根据多维度教练员领导模型，Chelladurai等修改并编制的运动领导行为量表（LSS）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教练员领导行为测量工具，该问卷包含训练指导行为、民主性行为、专制性行为、社会支持行为和积极反馈行为等5个维度。我国学者也针对我国教练员领导行为的实际情况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和分析，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结果初步验证了领导行为的五维模型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与凝聚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工作取向的领导者所带领的团队凝聚力较低；人际关系取向的领导者带领的团队凝聚力较高。在体育运动团队中，教练员领导行为是影响团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教练员领导行为对团队凝聚力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有效预测团队凝聚力。Westre和Weiss通过对高中足球团队的研究表明，运动员知觉到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有显着相关，当选手知觉到有较高的教练领导行为，会有较高的团队凝聚力，即高社会支持、训练与教学、正向回馈及民主方式的教练领导行为与高任务的凝聚力有关。大多数研究证明专制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呈负相关，教练员领导行为其余四个维度与团队凝聚力均呈正相关。但也有研究表明，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民主行为、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着，专制行为对团队凝聚力无显着影响。国内研究大多是关于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使用定量回顾的方法进行大规模且系统地分析已有研究结果；国外研究关于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元分析研究鲜有，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Kim和Cruz通过元分析探讨教练员领导行为对运动员满意度和团队凝聚力的影响，但所选择的元分析样本文献基本上都是国外研究，缺少本土化研究特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运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的关系以及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Meta分析中，那些能够解释或帮助解释更多方法差异的任何变量都可以称之为潜在调节变量。潜在调节变量一般可以分为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两类，情境因素包括被调查者特征、组织特征等；测量因素包括测量工具特征、数据测量方式等。本研究在对46篇文献进行梳理，并借鉴以往元分析相关研究，确定不同学段、任务依赖程度、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三个潜在调节变量。具体来说，本研究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第二，不同学段、任务依赖程度、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在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检索
本研究全面检索了相关文献，检索策略分为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两个部分。检索时间截止到2021年10月。①中文文献检索：主要将“教练员领导行为”“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专制行为”“社会支持行为”“积极反馈行为”分别与“团队凝聚力”“凝聚力”等主题词进行联合检索，检索数据库主要包括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台湾学术期刊在线数据库和中国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等，同时也采用Google学术以及百度学术等搜索方式进行补查，共检索到中文相关文献96篇。②外文文献检索：主要将“coaching leadership”“coach leadership”“leadership styles”分别与“group cohesion”“ team cohesion”“cohesion’等主题词进行联合检索，检索数据库主要包括Web of Science、Pub Med、Elsevier、Springer和Pro 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同时也采用Google学术以及百度学术等搜索方式进行补查，共检索到外文相关文献37篇。
1.2 文献纳入标准
对于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按照以下标准来决定是否纳入到元分析的研究之中：①必须报告了数字结果的实证研究，综述性文献和元分析被排除；②文献中必须报告了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专制行为、社会支持行为和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相关系数，排除研究其他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文献。③文献中涉及的调查数据不能重复，若以同一份数据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或以不同形式发表，只纳入其中一篇文献。根据上述纳入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46篇，中文文献有42篇，外文文献4篇。
1.3 文献编码
本文严格遵循Lipsev和Wilson的元分析编码规范制作编码表，由两名研究生分别对纳入元分析的46篇样本文献进行独立编码。编码内容为研究描述项和效应值统计项，前者包括作者、发表时间、样本性别、样本学段、运动项目、指标变量及其维度、测量工具和样本所属地等研究特征信息；后者包括样本量和围绕Pearson相关系数的统计项（如r值、a值、P值、t值、F值等）。
另外，由于本研究还涉及调节变量的作用，本研究需要对不同学段、任务依赖程度和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进行再次编码。其中，不同学段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3类；任务依赖程度分为相互依赖的任务少、相互依赖的任务中等和相互依赖的任务多3类；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分为Carron等的量表、陈其昌等的量表和其他人的量表3类。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CMA3.0软件（Comprehensive Mete-Analysis V3.0）进行元分析，首先，以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值，采用Fisher's Z将r值转换成近似正态分布的Zr值，再转换为相关系数。其次，采用失安全系数、Egger's回归系数检验、Begg秩相关检验和剪补法（trim and fill）综合检验样本文献的出版偏倚问题。再次，对效应值进行同质性检验以确定计算模型，并以此进行主效应检验，计算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效应值。最后，检验不同学段、任务依赖程度和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等调节变量在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所起的作用。
2 研究结果
2.1 出版偏倚分析
出版偏倚是指当已发表的研究文献不能系统全面地代表该领域已经完成的研究总体。任何一个元分析研究都应该关注出版偏倚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失安全系数、Egger's回归系数检验、Begg秩相关检验和剪补法来检验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是否存在出版偏倚。失安全系数是用来估计需要纳入多少未发表的文献方可使研究结果从显着变为不显着，以检验是否存在出版偏倚。当失安全系数小于5K+10时，说明样本文献存在较严重的出版偏倚；反之，当失安全系数值越大说明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越小，元分析的结果越稳定。当Egger's回归系数检验或Begg秩相关检验的P值不显着时（P＞0.05），说明研究结果不受出版偏倚的影响；当P值显着时（P＜O.05），采用剪补法检验出版偏倚给元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若剪补后的效应量未发生显着变化，则认为不存在出版偏倚。
首先，教练员领导行为的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均远大于5K+10；其次，除了训练与指导行为的Egger's回归系数检验的P值为0.044（P＜O.05）以外，其余各变量的Egger's回归系数和Begg秩相关检验P值均不显着（P＞O.05），说明研究结果不受出版偏差的影响。为此，需要采用剪补法，检验出版偏倚对训练与指导行为的元分析结果带来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训练与指导行为变量剪补前r= 0.471（P＜0.05），95％CI=（0.423，0.517），P＜0.05；剪补后r=0.401（P＜O.05），95％CI=（0.340，0.458），剪补前后变化值为0.07，表明元分析受出版偏差的影响较小。因此，本研究元分析的主要结论还是有效的。
2.2 同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是为了判断效应值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以此确定后续数据分析该如何选择模型。根据研究，若各效应值表现为同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同质性检验中，当Q值达到显着性水平时（P＜O.05），说明各效应量之间存在异质性；I2表示观察变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效应值得真实差异造成的，I2值的分界点为75％、50％、25％分别表示高、中、低异质程度；Tau2表示研究间变异的多少可用于计算权重。苏涛在研究中指出，只有当I2＞75％且P＜O.05时，才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由表2可知，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的Q检验均显着（P＜O.05），表明元分析中各研究的效应量均存在异质性，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的I2值在91.282到94.893之间，表明观察变异的91.282％—94.893％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所造成的，且I2值均高于75％的临界值，说明各研究的效应量存在高度异质性；Tau2值在0.036到0.063之间，说明研究间变异有3.6％—6.3％可用于计算权重。综上所述，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均存在高度异质性，因此，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2.3 主效应检验
对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主效应检验，由表3可知，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共有42项研究（N=12414）报告了训练与指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随机效应模型显示，训练与指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472（P＜O.O1）；有42项研究（N=12668）报告了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随机效应模型显示，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420（P＜O.O1）；有42项研究（N=12604）报告了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随机效应模型显示，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070（P＞O.05）；有31项研究（N=9107）报告了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随机效应模型显示，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466（P＜O.O1）；有35项研究（N=10415）报告了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随机效应模型显示，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408（P＜0.01）。由元分析结果可知，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着（P＞O.05），除专制行为外，教练员领导行为其余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且均为正相关。由此，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2.4调节效应检验
从同质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存在高异质性，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重要的潜在调节变量，需要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对被试不同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学段对教练员的训练与指导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8.066，P＜O.05），其关系强度在中学（r=0.535）、小学（r=0.484）、大学（r=0.327）依次降低；对教练员的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3.170，P＞0.05）；对教练员的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16.060，P＜0.O1），其关系强度在中学（r=0.207）、小学（r=0.045）、大学（r=-0.113）依次降低；对教练员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5.631，P＞0.05）；对教练员的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4.071，P＞0.05）。因此，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训练与指导行为、专制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受被试不同学段的影响，而民主行为、社会支持行为、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不受被试不同学段的影响。
对任务依赖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任务依赖程度对教练员的训练与指导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3.188，P＞0.05）；对教练员的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0.926，P＞0.05）；对教练员的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4.624，P＞0.05）；对教练员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0.076，P＞0.05）；对教练员的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5.981，P=0.05），其关系强度在相互依赖的任务少（r=0.511）、相互依赖的任务中等（r=0.491）、相互依赖的任务多（r=-0.332）依次降低。因此，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积极反馈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受任务依赖程度的影响，而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专制行为、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均不受任务依赖程度的影响。
对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对教练员的训练与指导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6.917，P＜0.05），其关系强度在陈其昌等的量表（r=0.518）、其他量表（r=0.442）、Carron等的量表（r=0.152）依次降低；对教练员的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11.520，P＜0.0l），其关系强度在陈其昌等的量表（r=0.446）、其他量表（r=0.432）、Carron等的量表（r=0.242）依次降低；对教练员的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QB=0.438，P＞0.05）；对教练员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8=18.383，P＜0.O1）；其关系强度在陈其昌等的量表（r=0.533）、其他量表（r= 0.411）、Carron等的量表（r=0.109）依次降低；对教练员的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着（QB=13.390，P＜0.01），其关系强度在陈其昌等的量表（r=0.476）、其他量表（r=0.353）、Carron等的量表（r=0.045）依次降低。因此，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社会支持行为、积极反馈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受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的影响，而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不受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的影响。
3 讨论
3.1 主效应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训练与指导行为和团队凝聚力呈中度正相关（r=0.472），民主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呈中度正相关（r=0.420），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呈中度正相关（r=0.466），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呈中度正相关（r=0.408），而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关系不显着，以往的研究结果认为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从宏观角度说明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确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关系密切程度来看，训练与指导行为、社会支持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吻合，Gardner等人对棒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教练员的社会支持行为与球队的社会凝聚力有关，交往凝聚力与民主行为、训练与指导行为、社会支持行为和奖励行为有关。张清泉等人认为如果教练员领导态度积极，且全力参与团队事务，并严格的管理团队间的纪律，对待球员也抱着期望并给予高度的技术指导，加上致力于团队荣耀与胜利，会使得团队的凝聚力显着提升；反之则会造成团队凝聚力下降。Ramzaninezhad和Keshtan对伊朗足球俱乐部联赛的12支足球团队的教练员领导行为和团队凝聚力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教练员的民主和社会支持行为能够促进团队凝聚力。Zamir等人认为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运用恰当的领导风格可以增加团队凝聚力和团体成功，但教练员表现出的专制行为则相对效果较差。由世梁也在研究中指出非专制行为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要优于专制行为，建议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谨慎使用专制行为。就增强团队凝聚力而言，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尽可能多的采用训练与指导行为和社会支持行为，并采用民主行为和积极反馈行为进行辅助，减少专制行为的使用，具有更好的效果。
3.2 调节效应讨论
3.2.1 不同学段。
元分析结果证实，在被试不同学段方面，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关系在不同学段间存在显着差异，其中训练与指导行为、专制行为和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受被试不同学段的影响。以往研究也表明，在影响团队氛围方面，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练员领导行为各维度指标变量对于团队氛围的预测程度有所不同。杨尚剑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教练员专制行为对团队凝聚力无显着影响；而Gardner以美国高水平大学生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学段被试知觉的教练员领导行为是不同的，专制行为对于高年级学生的影响要强于低年级，以往研究表明，小学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感知到的教练员专制行为更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学段的上升，学生的心智也逐渐成熟，了解和感知外界事物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对于教练员的专制型行为感知也更加敏感。
3.2.2 任务依赖程度。
元分析结果表明，在任务依赖程度方面，只有教练员的积极反馈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受任务依赖程度的影响，其关系强度在相互依赖的任务少、任务中等、任务多三个方面依次降低，而教练员领导行为群其他维度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均不受任务依赖程度的影响。张力为和任未多在其着作中根据运动项目的性质与要求任务凝聚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共同活动的队（相互依赖的任务少）包括田赛、摔跤、射箭和高尔夫球等运动项目；共同活动一相互作用混合的队（相互依赖的任务中等）包括棒球、垒球、划船、拔河和游泳等运动项目；相互作用的队（相互依赖的任务多）包括篮球、橄榄球、足球、手球和排球等运动项目。团队凝聚力是技战术发挥的重要保证，尤其是集体较强的运动项目，它要求每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做到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探讨团队凝聚力的研究大多团队项目为主，虽然不同运动项目在运动任务要求队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同，但是差别不大，在今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关注不同运动项目在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3.2.3 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
元分析结果表明，在团队凝聚力测量工具方面，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的关系在不同测量工具间存在显着差异。Carron等人基于团队凝聚力概念模型编制的GEQ在国内外研究中应用广泛，陈其昌、马红宇等人结合我国国情并根据具体运动情境进行修订的中文版群体环境问卷，其他量表是指除了Carron等人的GEQ和陈其昌等人的群体环境问卷之外团队凝聚力的测量工具。本研究选取的测量工具大多是在Carron等人的GEQ基础上修订而成，理论基础及结构相同，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结果，这可能与问卷修订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有关。在问卷修订中，语境的改变和题项的删改都可能会影响测量变量的内容和信效度。Carron等人编制的GEQ有18个项目，陈其昌修订的团队情境量表包含18个题目，而马红宇在修订过程中删掉3个项目，保留了15个项目，测量工具的编制与修订均是以相关的理论为基础，研究纳入的测量工具的基础理论虽然不同，但均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了团队凝聚力的内涵。
4 结语
参考以往研究，元分析方法对纳入研究的查全要求很高，不仅需要纳入已经发表的研究，还需要未发表的研究的支持。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基本包含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但因为科研条件有限，很难得到未公开发表的研究，可能会导致部分数据的缺失。同时，一次元分析很难涉及所有潜在的调节变量，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更深人地挖掘和探索其他可能影响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因素，比如教练员性别、文化背景、研究设计等其他个体与情境变量的作用。
——摘自：张自云，金成吉，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的元分析——《浙江体育科学》，2022.06